醫生勸我妻子放棄，似乎這些醫生熱衷讓病人快點去死？
這篇長文，我寫得很苦很痛，但我自感有種責任，必須寫。
我妻子在加拿大溫尼伯「健康科學中心」HSC住院的日子里，大部分時間都有我的日夜守候，使我目睹親歷了很多關於我妻子病情以及加拿大醫療體制針對危重病患的實際應對，使我有很多感慨和不解，也令我下定決心一定要付諸文字。
這篇長文，我儘力客觀陳述，因為在醫學方面我有不可迴避的短板，所以我特別希望國內外的醫療專業人士，特別是呼吸和腫瘤方面的專家學者能讀到我的這篇文章，幫我釐清妻子整個病程，畢竟這其中有太多讓我難以理解的地方。
這篇文章，寫作過程很煎熬。實際上，我原本打算大約在我妻子離世一周年之際再寫的，也就是2024年11月再寫，主要考慮的是我的承受能力。即使是今天，我翻看妻子過往的音像文字，整理妻子的遺物，仍會淚流滿面，不能自抑。所以把時間拉長，一年之後再寫，可能就可以平靜客觀地回顧妻子臨終醫療和去世的過程。
然而，最近這段時間，我一直有某種擔心，怕一年之後，我的記憶力會靠不住，一些細節可能會記錯或丟失，包括一些諸如妻子和我的手機里存的一些記錄，說不定哪天手機丟了或出現故障，妻子醫療過程中關鍵節點就難以準確呈現，我一定會痛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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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這篇文章提筆是在二月初，當時我妻子已去世七十多天了，而寫完之日，又過了七十多天。之所以用這麼久才完成，是因為寫作過程太痛，尤其在初始，常常每寫幾段，第二天都不敢再回顧，甚至需要好幾天舔舐自己的傷口）
前一段，我發過一個朋友圈，配了我妻子和孩子們去年的照片。
有朋友很關心我，擔心我還沒從悲痛中走出來，我寬慰這位朋友道，「我已經沒事了，只是覺得我妻子這麼可愛，應該被常常懷念。」同理，這篇長文，目的之一就是來紀念我可愛的妻子，一個37歲就離開這個她深愛的世界，離開她三個年幼的孩子的母親。
本地教會裡有位我敬重的長輩，很早就好意勸我，更換微信頭像，將妻子的衣物全部處理掉，照片收起來，抹掉她的痕迹，與三個孩子相守，重新開始新生。然而，我心裏總是覺得這樣有些殘忍，內心似乎默默認同中國傳統的齊衰期年之禮，似乎如此才能告慰我妻之靈，也救贖自己的照顧疏失之責。
所以，本文的第二個目的，即經過我的客觀陳述，反省我作為丈夫的過失，同時讓大家尤其是醫學內行學者們來裁判，妻子走的過程是否存在體制的缺憾，以及具體醫療對應方面的疏失和草率。
（因為文章前半部分有不少醫療細節，若時間有限，讀者諸友們可以直接跳至後面「醫生勸我妻子放棄」開始讀起。）
2023年10月身體開始不適
2023年10月中旬到11月上旬，我妻子一直身體不太舒服，她一直以為是腸胃的老毛病，自己到藥店買的治胃酸過多的葯，吃了好幾天也沒見好。她又跟國內在醫院工作的親戚聯繫，請了一個中醫視頻問診，下了一個方子，然後，10月20日阿敏開車去down town的新華超市按方子取了葯，吃了幾副葯，似乎還沒見好。
我問她疼不疼，她說不疼，就是噁心反胃。然後睡眠很差，這個我倒不奇怪，因為很多年來，阿敏的睡眠一直不太好。
她去世后，我後來查了她當時的網路瀏覽記錄，那段時間她在查有關胃炎等相關信息，比如「膽汁反流性胃炎」，可能這種胃炎的癥狀比較符合她的身體感受吧。
所以，有幾天她吃了我從國內帶來的消炎藥，吃一次，她說「明顯好多了」，現在看來，這反而更加深了這是腸胃炎的誤判，耽誤了一些時間。
還有，就是咳嗽。我之前也是秋冬換季時會長期咳嗽，並不是很劇烈的那種咳嗽，慢慢地就自愈了，自我診斷為天氣變幻，溫度下降，導致的過敏性的咳嗽，然而，這幾年都沒再有過。阿敏的咳嗽也跟我過去的情況很相似，我和妻子都沒有當成多大的事兒。
這一系列的癥狀都沒有引起我和阿敏的多大重視，除了我們的疏失，也有另外兩個最為重要原因，也讓我們第一時間排除重大疾患的可能性。
其一就是我們在2023年9月15日去看過家庭醫生，這位家庭醫生從長相看似乎是中東裔，但也有可能是歐洲裔，他對我們全家五口人進行了體檢，包括對阿敏的胸肺部進行聽診，結論是她身體良好。然而，體檢的這一天，距阿敏因晚期肺癌病逝，僅兩個半月而已。
另外還有一個我認為更為重要的原因。
阿敏2023年8月31日做了一個面部的需要麻醉的下頜手術，手術前，即8月11日有一個細緻而詳細的身體檢查，最後，體檢護士和醫生也都親筆簽字認可，包括呼吸系統在內的身體機能各個方面，都顯示為正常。
然而，這一天距阿敏因肺癌病逝，僅三個半月。
9月28日，針對這個手術的恢復情況，醫生與她預約又複檢了一次，也是沒有問題。我妻子不知道，這一天距離她的人生終點僅有兩個月了。
2023年11月9日第一次在加拿大看急診
11月7日，阿敏給我發微信，說她收到「醫生」電話，「我做了癌症篩查物的血檢，結果有異常，（需要）重新檢一次」。這裏說的「醫生」，是她之前9月20日去看的Tache婦科診所的醫生。
這樣的「警訓」，我心裏認為這隻是常規的慎重，畢竟阿敏很年輕，雖然腸胃功能較弱等小毛病一直不斷，但身體一直屬於比較好的，我們三個孩子全都是她順產所生的，如果沒有一個強健的身體肯定也扛不住，所以，還沒有跟「癌症」這兩個可怕的字眼兒聯繫起來。
但是，我妻子可能心裏開始有些許擔心起來，可能這也促使了她兩天之後決定去看急診的原因。現在妻子已經不在了，我現在只能推測。
11月9日我們倆一起去St. Vital中心的London Drug打了流感疫-苗，之後手拉手逛商場,?當時，我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這竟然是我與妻人生中最後一次逛街。
那天是周四，她本來下午要去銀行上班，午飯之後，她突然決定跟同事請假，去離家比較近的Victoria Hospital看急診。
我當時說：「早該如此了。怎麼能上班上得身體都不要了呢！」
在加拿大看急診通常要等候很長時間，到了將近下午五點，終於見到了醫生，做了血檢和X光，並說了一個名詞IV，建議阿敏留一個,後來知道這是留置針頭的意思。
她在微信里抱怨，醫生露一面就走了，等待的時間太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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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她回家了，說醫生初步診斷是肺結核或急性肺炎，因為可能有傳染性，那裡的條件無法收治，他們就通知有醫療條件的HSC（Health Science Centre）,讓我妻子先回家，留下地址，明天HSC會有派車來接。
妻子和我都舒了一口氣，畢竟在現在的醫學條件下，這肺結核也不是什麼嚴重的病症，好好休養，針對性地好好吃藥，就能痊癒。
我們因為她將來可能的治療，對家事作了一些安排，又因為初步診斷的傳染的可能性，我們把本來在我家地下室每周一次六個小時的小學生奧數和中英文的教學活動暫停一周，通知了學生家長。
2023年11月10日 第二次看急診並住院
妻子回家后，早早睡了，盼著第二天HSC醫院派車來接。
第二天，從早上等到下午將近4點，沒有任何動靜。
妻子說「難受，我決定去Health Science Centre的急診了」。
然後，她叫了一輛uber。uber停在我家門口，阿敏走前對女兒說媽媽很快回來，然後拿著一個小挎包出門，走出幾步，回頭望了望，發現我大女兒透過落地窗還望著媽媽。
媽媽笑著，兩隻手作著兔子兩隻長耳朵的樣式，雙腿並著,向前跳躍，逗女兒開心，然後擺擺手，鑽進uber車裡,走了。
從此,她就再也沒回來。
到了醫院，自報家門，據阿敏給我回的信息說，醫院說今天不一定能做得了檢查，急診室說得等電話，意思讓阿敏回家繼續等。我們心想，那天是周五，這一回家，就得下周一再說了。
總之，我們猜醫院對這種不請自來的病人似乎也不太熱心，雖然Victoria Hospital通報過了，但醫院覺得手頭的事太忙，好像並不是太顧得上。
就在阿敏作好了回家過周末的準備時，有護士來直接把阿敏作為肺結核病人隔離,算是把我妻子給「救」了下來，在一個掛著透明塑料布簾的隔間「半隔離著」等待醫生。
到了晚上七點，阿敏在未做任何檢查的情況下被帶入隔離病房。護士說，至少要住院兩周。看來急診的醫生閱讀了來自Victoria Hospital的通報，初步決定將阿敏當肺結核病人來收治。
晚上抽了血，做了心電圖，還是沒見到醫生。
一整夜過去了，第二天，醫生來了。抽了肺部積液，阿敏說「一下子舒服了」。
醫生說還要進一步檢查才能確診，最大可能是結核，也可能是真菌感染，或者是癌症，不過又補充說癌症可能性不大。
上午10點，扎了留置針，就是前面說的IV。
從此一整天主要是做各種檢查，沒怎麼吃東西。
到了晚上七點多，阿敏血氧突然低了，醫生要給她吸氧。
從此以後的絕大部分時間里，她就沒離開過吸氧設備，一直到19天後離開這個世界。
緊接著是11號和12號兩天，是周六和周日。節假日，醫院沒什麼人，病理檢驗結果這兩天不出來，也沒有任何藥物或治療。
那兩天我們一直在內心慶幸，幸虧因為胃疼住急診，才查出來是肺結核，也幸虧不是疫情期間，否則醫院不一定能順利收治。另外一點，就是既然已經住院了，也相信加拿大醫療條件的發達，讓人比較放心。
11月13日，過了雙休假日，周一的一大早，我妻子發信息給我， 「我感覺很不好，不戴氧氣，上個廁所都困難，喘不上氣，也疼。在家時下午是有體力的，現在體力幾乎沒了」。
這個消息讓我很吃驚，確實出乎意料，因為住院前一段時間，雖然阿敏一直身體不舒服，從銀行下班后可能會疲勞一些，但力氣是不差的，住院前的幾個月，阿敏一下班就跟我忙著整理草坪，到院子里擺弄她種的黃瓜、番茄和生菜什麼的，也期待專門給孩子種的草莓結多點果子逗孩子們開心，樂在其中，一點也不知疲憊。
我們全家還在10月9日一起單車騎行了好幾個小時，那是個陽光明媚的日子，騎行完后，妻子還意猶未盡，說趁雪季來之前可以再安排一次全家騎行。
10月31日萬聖節，是一個星期二，妻子從銀行下班回來，天已黑下來了，跟鄰居約好帶著孩子們去社區挨家挨戶討糖吃，當時已有些天寒地凍，但我妻子體力一點問題也沒有，個把小時一路走來，歡聲笑語，特別開心，誰能相信三十天後她將因病告別這個世界；看急診的前幾天，阿敏還跟我一起往地下室抬很重的傢具，也是毫無問題。
那天，醫生對阿敏說「70%結核，30%cancer」。
這是11月13日，要等到四天後才有結果。
2023年11月17日確診
11月13日這天上午，我妻子阿敏給我發兩條信息，一條是四個字，「我很害怕」，另一條是「很怕」。
迄今為止，我還沒到醫院看望過妻子，實在是不得以，家裡三個孩子需要照顧，最小的才三歲，又不像在國內可能有親戚朋友可以搭把手，而這裏連幼兒園都是稀缺資源，很多本地人處於懷孕期就登記到等待名單上，出生之後到了年齡正好上這裏的全天幼兒園。
到了晚上，結果還沒出來，但妻子說她感覺好點了，上廁所也不那麼難受了。她猜想道：「這兩天突然嚴重的氣喘可能是因為昨天的氣管鏡檢查造成的」。
第二天，即11月14日一天早，我妻子發信息，「我今天早上就是害怕」，「害怕得胃疼」。
中午時分，她不用吸氧，也能正常呼吸了。
下午我收到一封信，曼尼托巴大學商學院寄給我妻子一雙紀念襪，胸針，和她所獲得的「Master of Science」的碩士學位證，妻子看了我發給她的照片后，高興地回道「sweet」。
又過了一天，即11月15日，我妻子一早就情緒很不好，自怨自艾，也一直持續表達自己對我們的愛和不舍。她內心應該是越來越擔心不好的結果會出現。
下午五點左右，她見了護士，護士對她說「痰培養沒發現結核」，這不是個好消息，因為之前醫生的說法，不是結核，那就是癌了。
然後，我妻子反而安慰我不要怕。
晚間，護士幫忙給我妻子洗了個澡，我妻子對我說「舒服極了」。
我抱怨一句「今天仍沒吃任何葯嗎？」
沒有回復，可能是妻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妻回道：「沒有給葯，確診前沒法治療」。
她等到晚間，還是沒見到大夫，發了一張她的照片給我，說這是最喜歡的照片，我看到之後有些難過，但不想讓她放棄希望，不想讓她胡思亂想，所以不想理她那照片。
緊接著，她說「我一直在吸氧，血氧92以上」，「身體不好，很虛弱」。
然後說「我不想你擔心，但想讓你做好最壞的打算」，這正是她突然跟我提「她最喜歡的照片」的原因。
我一直鼓勵她，同時也沒忍住當著她的面抱怨說「老不確診，老不吃藥，老不治療，不是辦法呀！」
2023年11月17日，中午11點23分。
我妻子發消息：「醫生來了」。
「已經擴散了，沒法手術了，放療或者化療延長生命」。
「我說我想回家，他們會對我進行評估，把我送回家」。
「然後會有cancer care的人聯繫我進行治療」。
「對不起」。
我當時接受不了，不敢直面，扯些旁的話題,我對我妻子說「弟弟回來了。弟弟要給你看，他今天在幼兒園得到的糖」，當時我兒子放學剛被我接回家，因為找不到全天的幼兒園,兒子上的是從九點到十一點半的幼兒看護。
但現實可以迴避一時，卻沒法不面對。
我問我妻子「治療方案什麼時候出來？」
妻子說了三個字「下周吧」。
11月17日是星期五，我妻子這種已確診的危重病人，還要再等個雙休后才有治療方案。
好在醫生確認，阿敏可以回家治療，雖然是晚期，但活個幾年是很有可能的，甚至說如果恢復得好的話，重新上班也不是不可能。
往後的兩日，我們一直商量家裡以後如何作安排，醫生說了好多的注意事項，比如我妻子回家后的卧室要整潔，雜物要少，因為要放氧氣瓶，並且要防止明火等等。
我說我好痛苦，整夜整夜地難以入睡，妻子回復道「你做好了照顧我十年的準備，就不會睡不著了」。
我看了她有這樣的信心，也是覺得一點欣慰。
兩天後，急劇惡化
又是新的一周，這一天2023年11月20日星期一。
一大早，妻子發信息給我。「昨天晚上心率升高，他們給了葯才睡著。今天還是高。130以上。不知道還能不能回家」。
她見了醫生，知道了自己的肺癌類型，叫Adenocarcinoma，肺腺癌。然後，醫生還說要在我們家安裝一個抽取身體積液的裝置，由護士定期到家幫著抽，幫助呼吸。
醫生說這種癌症是由於基因突變而產生的，醫生推測說，這個基因變異可能發生於一年前，甚至幾個月前。而這種基因變異跟家族遺傳沒有關係，甚至跟抽煙等不良生活習慣也沒關係，我妻子阿敏從來沒有抽煙史。
最讓人感到振奮的是，開始做基因檢測，確定哪種靶向葯。
當時我想，雖然我家遇此大難，但不幸中有萬幸，還能讓我們家有一段長至數年的可以珍惜的時光，醫生對我妻子說「雖然不確定性因素很多，但是你還能生存幾年的」。
然後，經過一些檢驗后，醫生馬上修改了治療方案，不建議我妻子回家治療了。因為根據剛做的x光，發現又擴散了，擴散的太快，幾天而已，都能目測出來。
第二天，妻子的心臟也出現狀況，她說她「不知道能不能挺過去」。
這天上午，她做了心臟彩超。
結果出乎意料的向好，讓我感到很振奮。
九點左右，吃了第一粒靶向葯。
雖然基因檢測結果沒有出來，甚至還需要很長時間，但醫生決定還是賭一把，選一種針對特定基因的靶向葯先吃上再說。而被押注的基因是所謂EGFR基因，也就是醫生認為最有可能是這種EGFR基因的突變，使我妻子患上癌症的。
這葯，在我看來，就是我們的救命葯。
吃這葯的第一天，護士早上九點左右把葯送到妻子病床前，妻子還專門拍了一張照片發給我，並配文字「神奇小藥丸送到了」。
然而，病情在這兩天發展太快，醫生表達了擔心。
中午時分，我妻子突然很不適，好幾個醫生聚攏到床前，外加好多儀器，原來醫生髮現了我妻子心臟周圍出現積液，這是之前醫生所沒有預料到的，昨天心臟彩超的結果還是讓人樂觀的。
醫生感嘆道「太快了」。
克里欽森醫生來到病房，我妻在加拿大溫尼伯HSC住院的日子里，大部分時間都有我的日夜守候，而克里欽森醫生是我見到的次數最多的一位醫生，應該是我妻子的主要負責醫生。
在妻子病床前，他開一個小會議，告訴我們每年都有像我妻子這樣的年輕的華裔女性，從不抽煙，卻被診斷出第四級的肺癌。
醫生的原話說：「吃兩周看效果，如果這個靶向葯是錯的話，那就根據測序的結果，即如果檢測結果是EGFR陰性，意味著重新換靶向葯」。
「最近安排ct,根據醫生對ct的分析，決定手術的問題，如手術必要性、時機和身體切口部位的選擇。目的是消除肺部和心髒的積液，使病人舒服，更可能延長靶向葯服藥和起作用的時間，效果好的話能延長几年生命」。
醫生克里欽森也毫不隱諱，言明這個手術風險也大，如果一旦需要上呼吸機插管，他建議我們不要選擇呼吸機和插管，因為他說那樣病人很痛苦，也不一定會存活。
11月22凌晨12點和4點，我妻出現了一些狀況，呼吸急促嗆痰，還有胸口痛，血氧不穩定，心跳達到了160多，最後經過護理，吃點葯都克服了，也睡得著了。
到了白天，她極為虛弱。
中午2點左右，醫生又來到病床前開了個會，讓我參加，這次除了克里欽森醫生，還有一位劉姓的華裔醫生，兩人都很年輕。CT顯示，積液在心的左邊很底的位置，針對這心包積液，有4種方案，前三種是手術的方案，然後呢，他們又暗示做手術都是有風險的，這意味他們否定了之前醫生決定要手術的方案，說即使積液排出，也是解決一方面問題，還得再等其他方面問題，然後他們建議就是先吃藥，就是吃先前根據經驗而盲猜的靶向葯，看它自然的效果，能不能消除積液。他們的講話內容有很強的傾向性，我和妻只能遵循他們的建議。
開完會之後，可能因為沮喪，阿敏她就更為虛弱，讓人擔心。下午5點左右好了恢復了一點體力，但還是很虛弱，已經無法自己從病床下來坐在馬桶上排便。
11月23日上午10點，我妻子換了新的氧氣機，進氣量更大，所以她講話更加困難，身體只要一坐直，胸口就痛，但心態平和，情緒穩定。
下午三點多，突然由一群護士推著她的病床，帶著氧氣罐，從原來的GH6的48號病房運送到樓上high observation unit一個開放性的房間等待，看來醫生又改了主意，準備要做心包膜的穿刺手術了。
從昨天醫生不建議做手術，到今天不通知的情況下突然又決定做手術，中間發生了什麼，以及決策依據，我們並不太清楚。
這個房間與其他病房之間只以塑料布相隔，有關心髒的這麼要命的手術，沒有一間專門的手術室，我當時也挺吃驚的，手術醫生持著器械，通到我妻子的心臟，他的背後緊靠著的是下垂著的塑料布圍簾，而圍簾的那一邊是另一間病房，也有病人和兩名家屬，一直讓我捏著把汗。
不管怎樣，據醫生講，這次心包積液的穿刺手術，比較成功，引出了180毫升心包液。
手術之後有些發燒，醫生讓她連吃了兩次的泰諾，晚上發生了一些幻覺，身上發寒，感覺自己很危急，叫我去叫人，眾人圍攏，忙而有序，護理后逐漸穩定。到現在為止，她一般是晚上最不穩定，上午會很虛弱，下午是狀態最好最清醒的時候。
11月24日，這天早上持續劇烈咳嗽，但是指標都很穩定。上午我們換了一間病房，從6樓GH病區四人一間合用的病房，換成這個病區走廊較深處的單人病房。
11點又抽取心包積液180毫升。緊接著出現兇險的情況，我妻子有劇烈抽搐，又一次身上感到極寒冷，心跳上180，又一次讓我去護士站叫人，陸陸續續來了一個小組，醫生護士一二十個人擠在一起，拉來各種設備，忙乎了半個多小時。最後體征開始恢復正常，狀態變得穩定，就是有些氣短，精神似乎也是這幾天最好的。
晚上有些氣短，但比較穩定，入睡也較好。
11月25日，凌晨2點,我們被叫醒，敏的病房從6樓的GH6-48病房，換到了7樓的最靠門口的一間GH7 Inpatient unit 8號病房。
氧氣機的氣流造成不少的困擾，我妻子對我說，「因為鼻子里灌氣，咀嚼吞咽很困難」，而且氣流的噪音使她聽我說話都聽不清，必須按著鼻子，才可以暫時性地聽到我講話。
下午5點，就在一個從來沒見過的年輕女性華裔醫生為她排出心臟積液后，又出緊急狀況。來了很多醫生，各種設備也拉過來。（好像發生了氣胸）最後算是平靜下來，脫離了危急狀態。但是醫生對我講，我妻子時間不多了，大概撐不到天亮。
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1月26日，她狀態並不壞，不光清醒，而且還想吃水果，早餐也喝了一些她喜歡的豆腐白菜湯。
11月26日上午10點，她對我說，「這個葯讓我犯困」。
她一直在提醒自己，不要貪睡，不要貪圖舒服而睡過去不醒，我妻子一直怕藥物的作用使自己呼吸停止。她還一直囑咐我幫忙盯著設備上顯示的數字，也不止一次跟上藥的護士確認和叮囑，怕護士上的這種葯的藥量大，出現可怕的後果。
中午時分，她應該是正在回復一些國外朋友的問候，沒來得及轉換輸入法，所以用英文給我發信息，「Doctor said I need a sack of fluid to keep hydrated」。
這幾天，因為她戴氧氣罩的原因，說話變得極為不便，所以，即使我跟她面對面，拉著她的一隻手，她仍會用另一隻手發微信跟我交流。
不一會兒，她發消息，「我氣短又回來了」。讓我幫著「盯著機器」。
11月26日是極其漫長的一天。
我妻子現在全身好多管子，也有好多監視儀器連接的身體，各樣的大小屏幕顯示著血氧心跳等數據。身體內主要連有三根管子，肺、心和腹，肺部那根是因為肺破了一部分，發生氣胸，所以做了胸腔穿刺留了根排氣管。但是她還十分堅強，不僅存活，甚至精神狀態和說話能力，每每讓醫生吃驚，並誇讚她的意志。
上午狀態很好，下午狀態很差，極度虛弱，以及大量出汗。晚間到11月27日凌晨，我的妻子一直氣短，整夜都是叫護士，護士來，給葯無效，氣短，再叫護士的循環中度過。這段時間以來我第一次見她突然坐起來，那可能是她突然嘔吐時的身體反應。
她雖然一直頭暈，但意識一直很清楚，非常虛弱，讓我拉著手，一刻也不讓松，有時自己起身倒杯水喝都困難。
11月27日的早上，又是情況危急，然後又來一大堆專業人員來急救，又照x光，最後又有一個大夫直接告訴我，右肺出現新腫瘤，癌擴散得太快，敏已經接近人生終點。
然後，人都散去，病房裡只有我和妻子兩人，我一個人守著昏迷中的妻子，想送妻子最後一程。然而到了下午，妻子竟然醒了，精神很好，說話聲音也清楚洪亮。
原來，她剛才經歷了瀕死體驗，從昏迷狀態中慢慢恢復過來，到了下午3:40左右的時候，她突然睜眼，完全蘇醒，而且說話還比較有底氣，眼神也有靈光，狀態也是很穩定。
晚上，這是個最平靜無事的一個夜晚，雙路送氧如果去掉口罩送氧設備，只留鼻子上的氧氣的話，血氧水平也能保持在90以上。
說實話，當時我很開心，心裏想畢竟我妻子那麼年輕，身體底子好，前幾天，醫生對我妻子生命將盡的好幾次預測，每每都落了空，所以，我心裏盤算，醫生可能過去多面對的是老弱的病患，而，我妻子因為年輕，面對病魔提高生存幾率，重新站起來不是沒有可能。
醫生勸我妻子放棄
11月28日，大約凌晨一點左右，有兩個年輕護士，一男一女，沒見過，應該不是常駐這個病區的，他們要給我妻子換一個「更先進」的IV。把昏沉虛弱的妻子叫醒，在我妻子左手臂上重新打開創口，換裝一個新IV方便後續治療,如此頗費周章，不吝麻煩，是不是意味著醫生們又覺得對妻子的醫療投入是值得的，顯出了更多的希望了嗎？
下午三點半左右，在敏的病房裡，將要進行迄今為止最重要的談話，將決定我們全家的命運，以及我妻子的生命。
因為我連續在病房連續好幾天過夜，很疲憊，中午時分，小敏的一個閨蜜朋友送飯，並替我照看她，我趁機回家沖個澡換身衣服。在家中時，我收到阿敏閨蜜發給我的信息，說醫生對阿敏講了幾句話，敏用筆寫給她幾個字，「他們想放棄」。
我馬上回到醫院病房，敏又用筆給我寫了兩句話，「他們想放棄，你要替我堅持」。
開會現場。又是克里欽森醫生，他來宣布，建議敏放棄治療，接受臨終關懷【小編推薦:安樂死、自殺都有罪 無法解脫痛苦，反而陷入更悲慘的境地】，有尊嚴地離開。他說基因檢測結果剛剛出來了，很不幸，從2023年11月20日開始用的靶向葯猜錯了，因為基因檢測是EGFR-20基因，而非之前押注的EGFR基因。
這意味著我妻子忍受的巨大痛苦，堅持吃了八天的靶向葯，竟然是吃錯的葯。
我說那就馬上換藥呀！克里欽森醫生說，很不幸，沒有相關的葯。醫生似乎沒有耐心跟我多講話，主要是想跟我妻阿敏一個人交流，詢問無比虛弱的她是否願意放棄所有治療，轉而接受臨終關懷。
敏點頭接受了。
因為這裏基因檢測需要大約兩周時間，所以說她先吃了醫生認為最可能對症的靶向葯，而基因結果出來之後發現另一種基因，醫生說加拿大沒有相應的靶向葯。阿敏本來意志堅定，而且還鼓勵我千萬不要動搖，要對醫生的放棄治療的方案說不，但是聽到這些話之後，她的堅強意志崩塌了。妻子覺得沒有希望，只想速速赴死，作為丈夫的我，拉都拉不住。
前一刻，敏還交待我要堅持，后一刻敏自己就「投降」接受「臨終關懷」。她可能真是太疼了，也可能這個基因檢測結果瞬間把她的心理防線摧毀。
我一邊與醫生爭論，喊著不，阿敏卻用虛弱的力氣訓斥我，不讓我干擾醫生。克里欽森醫生說了一句「我聽到敏的決定了，而且很清晰」，隨後他頭也不回就去給護士開藥，走之前另交待明天會有一位曼尼托巴省這方面的癌症專家來向我親自解釋。
不到幾分鐘。護士就把葯都打到我妻子胳膊上了，從此，我妻子就一直呈現在一種「半植物人」狀態，直到離開這個世界。
接著，護士們所有的醫療監視設備都拔的拔，撤的撤，心率血氧呼吸心電圖等等指標全看不到了，把輸液裝置也移走了，換掉了高壓呼吸面罩，並調低了進氧量。我眼睜睜地看著護士熟練麻利的動作，而無可奈何，內心凄涼空虛。
我對加拿大就這種醫療文化很不解。家屬無權說話，也沒有任何紙質文件簽署，沒有給病人一個冷靜期斟酌決定，前一分鐘還想堅持，她稍打退堂鼓，就因為她幾秒鐘的動搖，就被上了葯，送她走上不歸之路。
我心裏是非常難過。
11月29日凌晨，希望重燃
以前我妻子意志還堅定的時候，我整夜陪護，其間能有很多互動和交流，說些以前不習慣說的心裡話，互訴衷腸，雖然也是痛心，但總還能交心，還有溫暖。而現在，我妻子意志崩塌之後，護士加大了藥量，妻子一下子變成了「半植物人」狀態，與我沒有任何互動，漫漫長夜，死寂沉沉，看著她癱軟無力的狀態，無盡的凄涼陣陣襲來。
我在絕望中徹夜難眠，遂用大量時間手機查詢了好多關於這種基因導致癌症如何診治的學術論文，發現並非醫生說的無藥物可治，早在很多年前，中國大陸和台灣等地都用了一些藥物，我把這些葯的包裝圖片和藥名「amivantamab-vmjw」「mobocertinib」截取下來，存在手機里。也查閱了不少相關醫學論文，如《EGFR外顯子20插入性突變可以使用EGFR/MET雙特異性抗體amivantamab以及小分子藥物mobocertinib來治療》，等等。
總之，這病並不完全是無計可施之症，希望還是有的。
當時的時間是凌晨4點46分。
我悄悄在我妻子耳邊，興奮地說，「阿敏，有葯，我找到葯了。」
當時我根本沒打算她能有回應，畢竟她的狀態就像一個沒有知覺的「植物人」，沒曾想，她竟然馬上就有反應，可能是用盡了她所有的力量說了一句話「要！現在要！」，而且用食指捅到我的胸口，力氣大到甚至令我隱隱作痛，讓我頗為吃驚。
我苦笑著，說「別急，親愛的，等天亮了，醫生來了，我再跟他們講」。
想想幾個小時前，她還意志堅定，還警告我不要放棄，幾小時后，經過幾分鐘醫生的幾句話，她的意志就崩解，幾分鐘后就被醫生加大用藥劑量，成了「半植物人」，沒曾想又經過幾個小時，聽到我講有葯可用的時候，她又迸發出最後的求生意志力。
克里欽森醫生昨天說有位癌症專家來找我談話，果然，在上午9點多來了一位此前從未見過的醫生，巴納吉醫生，看長相似乎是印巴裔，也是挺年輕的一位醫生。
他重複了克里欽森醫生昨天的話，但就在他說沒有相關藥物時，我拿出手機讓他看我凌晨查到的兩種藥品名稱和圖片。當時，他就有些尷尬，遂承認對症藥品確實是有，但其中一種葯療效一般，現在妻子的狀態已來不及用了，另一種確實有效，但在美國，而加拿大還未批准使用。
我沒功夫跟他們理論為什麼之前說沒有葯，現在馬上又改口承認稱有葯，當務之急就是求情讓我妻子用上這種特效藥。我實在搞不懂，為什麼很多年前這種葯在中國就開始使用，然而與美國山水相連的加拿大到現在卻用不上，如果真是如此，我說如果可以的話，我們可以托美國的朋友幫忙購買緊急寄來一些，畢竟我妻子在美國留學和工作多年，有很多在美國的朋友關心著她。
巴納吉醫生看我如此堅持，說不用這麼麻煩，他說他回去就去查詢一下他的私人渠道，看能不能搞到，明天告訴我結果。
然而，下午四點左右，敏病房前聚集來了好幾位醫生，來勸我不要再守著敏。還將一位從來沒見過的專門的「臨終關懷」醫生介紹給我，也跟我聊了半天，我對他們所說的話並不完全理解，總之是暗示我要放手，不要一直守著我妻子。
我或堵著門，或坐在妻子病床前手拉著妻子的手，不讓他們靠近小敏，也堅持不離開，找個理由，說妻子還沒設立遺囑執行人。心想，即使走，也讓小敏安祥自然地走，而不需要他們用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的某種特定方式「送走」我妻子。
這些醫生走之後，下午六點左右，兩個朋友過來做見證人，讓我妻子手寫一個指定「執行人」的文件，朋友說如果沒有這個，政府做財產分配執行人，會收取一大筆費用。我輕身在妻耳邊說「醒醒阿敏，為了孩子」，妻子馬上明白，起身用筆寫了幾句英文，然後馬上倒頭睡去。雖然字體歪歪扭扭，但書寫流利拼寫正確，一時間我彷彿又看見了那個雅思考到九分，託福IBT考到接近滿分的聰明的老婆，那個美國杜蘭大學成績全優的畢業生。
我妻子病情危重，但她意識還是清晰的，身體不管多痛，為了這個家，也要忍著痛起身。我還記得，就在這一天，兩個朋友來做見證前的一小時左右，有一位醫生，就是五天前的11月25日為我妻子做肺氣腫穿刺手術，而且術后對我說過阿敏活不過今晚的那位醫生，他湊到我的耳旁，輕聲地講，「你放手吧。你妻子走後，丈夫就是當然的執行人，根本不用再麻煩你妻子專門費勁寫遺囑指定的。」
妻子走之後，有一段極艱難的經歷，讓我一直慶幸那時沒輕信聽從醫生們的建議，因為我妻子來留學以及工作，我主要負責在家照顧孩子，輔導學習，家裡的所有的賬戶和密碼全是由妻子一人保管，如果沒有我妻子手寫的那張薄紙，那我和三個孩子們的生活將會更艱難，家中薄余亦會被再課一筆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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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1月30日 永遠的37歲
敏今天可能真得要走了。
看來，加拿大醫生們決意今天要送我妻子走。上午10點，克里欽森醫生親自上陣，他又來病床前，建議再次加大藥量，我試圖阻止，敏卻緊緊摟著他的胳膊，央求他幫她減輕痛苦。
克里欽森醫生這次直白地對我妻子說，「我理解你，我理解你，我馬上給葯，然後，你就會去世的」。
他清楚地用了「pass away」這個詞，我當時真的有些驚詫，因為在中國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里，沒有醫生會對病人直接說，你在用了我開的葯之後，就會「死去」的這麼直白的話。
我還存在一絲僥倖，拿我妻子還有妹妹弟弟沒見到作理由，拿她還年輕，大有戰勝病魔的可能性作理由，拿醫生多次錯誤斷言她活不過當日，卻能在第二天「滿血復活」作例證，然而，無論我怎麼說也無濟於事，隨後，護士又去掉高氧面罩，強調說要尊重病人的尊嚴，減輕病人的痛苦。
下午四點左右，昨天那個巴納吉醫生果然如約來了一趟，說已經問詢過其他的一些管道，昨天談到的美國特效藥，還是搞不來，對此他表示抱歉。我當時心想，這兩天，妻子已完全被醫生開的大量嗎啡控制，對於沉浸在昏睡中不願醒來的阿敏來說，心存的希望，比救命的葯更顯得縹緲。
下午5點多，阿敏突然主動地按呼叫鍵，讓護士來加大氧氣，我建議讓用以前那個帶氣包的高氧的氧氣罩，護士似乎不情願，說是只能暫時讓用一下。我強調，既然醫生說了要尊重病人的意見，那就尊重她的意願，如果換回那種低氧面罩的話，請先經過她的同意。護士雖然說行，但是我真的不再信任他們了。
兩天前，妻子就換上了成人紙尿褲，不用再叫我或護工們幫忙托起臀部用尿壺排尿。這時我看我妻子膀胱鼓得像小半個足球，成人紙尿褲卻沒並沒有濕，顯然妻子連正常排尿也開始有困難。為了讓妻子舒適一些，我就請護士和護工來幫忙給我妻子做一個排尿，插了一根導尿管，瞬間大量的尿液就引出來了，病床濕了一片。
每次我看到我妻子嘴唇都是乾乾的，覺得我妻子一定很口渴，問護士，護士答，我妻子這個狀態完全不會感覺到口渴的，讓我放心，但我輕聲湊到妻子耳旁問她渴不渴時，敏就點頭要喝水，我遂用兩個枕頭墊著肩頭，她努力撐著坐起來用嘴唇接我用水濕潤的海綿，妻子搖搖頭，嫌不夠解渴，指著我左手持的杯子，我說護士交待過你用的麻醉藥過多，咽喉不一定能有正常功能，會嗆水的，妻說「試試，試試」。
這時的妻說話雖輕，但每說一個字似乎都是用最後的力氣擠出來的，誰忍心拒絕。這樣她才能用杯子啜飲了兩小口，晚些時候，妻子再次用杯子進水時果然嗆了，咳嗽了好幾聲。之後，都是用濕水的小海綿去潤潤她乾裂的嘴唇，緩解一些乾渴，讓她舒服一些。
所有的醫生和護士都在反覆強調，要讓我妻子有尊嚴地離開，讓她人生最後的時刻沒有痛苦，而我眼裡所見，她憋氣，想加大進氧量，她口渴，好想暢快地喝水，她沒有能力自主排尿，憋得小肚子都圓鼓鼓起來，我看到的是她還是很痛苦，而且她可能也很飢餓，因為兩天前加大用藥並撤除各種儀器之後，她就再沒用過餐，輸過液。
我想起來，很早就在第一次心臟抽取積液手術之後，克里欽森醫生就說一天要抽取三回積液，以減輕病人的痛苦，而實際上，我算了算，一天一回而已，每次都是不同的人來，有男有女，華裔歐裔非洲裔，手法輕重熟練度不一樣，其中一次有位醫生消毒手套也沒戴，而那些管道通向妻子的心臟，我是外行，也不清楚有沒有風險細菌會通過管子進入心房導致感染。最後兩次突髮狀況都是抽取心臟積液之後接連發生的，以至於再有醫生來要抽取積液時，恐懼的妻子用顫抖的手，撫摸著對方手背，央求他們「請小心請慢些」。
最後一天，妻子昏睡著，我看見病房門口經過的克里欽森醫生，走上前去，請求他再給我妻子抽取一次心臟積液，為的是讓阿敏舒服一些，克里欽森醫生只說了一個詞「NO」,沒有任何解釋，與我沒有眼神交流，徑直走開了。
晚上六點半，敏的忘年好友，道格和凱若琳夫婦來到病房，道格先生彈奏吉他，他倆為我臨終的妻子演唱了好幾首自創的屬靈歌曲，安慰小敏即將逝去的生命。
一個多小時后，道格夫婦以及其他幾位華人好友相繼離開，十分鐘后，我妻子阿敏女士，就永別了這個世界，年僅37歲。
這一天，我們三歲的兒子和八歲十歲的兩個女兒，失去了媽媽。
我的一些想法
一、「兩天」和「一分鐘」
我妻子在醫院最後的日子里，最關鍵的是所謂的「兩天」和「一分鐘」。
11月17日我妻子確診，當時醫生還說治療方案出來后就可以回家，跟家人一起度過人生的最後時光。雖然總體上，我們都很悲痛，但還是非常珍惜往下的時光，非常期待我跟妻子，孩子跟媽媽，一起在熟悉而溫馨的家中，伴她走過人生的最後時光。
然而，18和19日兩天，沒有任何治療，病人待在病房，無所事事，胡思亂想，等到11月20日周一，我妻子的病情就發現急劇惡化，再也不能回家與親人團聚。這兩天對危重病人來說是如此關鍵，對已確診是晚期兇險癌症患者的我妻子來說，更是如此，而醫生們卻不耽誤雙休放假，無人值班查房。
也許，這「兩天」純屬巧合而已，但是，11月17日之前，也就是11月9日就去看急診了，用八天的時間來確診，從八天前我妻子蹦蹦跳跳地出門，到八天後的卧床不起，沒有任何治療，其間又經歷了好幾個「兩天」。
更讓我無法釋懷的，還有一個所謂的「一分鐘」的問題。
之前在11月20日，醫生與我們的會談中，克里欽森醫生說得很清楚，先吃上一種靶向葯，等十天左右的基因檢測結果出來后，如果是錯的靶向葯，馬上更換正確的葯。而11月28日，當克里欽森醫生宣布基因檢測結果時，他直接建議小敏放棄所有治療，接受臨終關懷，就是使用嗎啡等藥品，讓病人沉睡，直到離開人世。
然而，建議總歸是建議，醫生也是人，也會有失誤，決定權總歸要參考我們經慎重考量之後的意見來定。前一分鐘我妻子意志堅定，還擔心我不堅決，屢次交待我一定要替她堅持，而當她聽到自己無比期待的，用極大毅力強忍病痛，吃了八天的葯是錯的靶向葯時，她心理防線瞬間崩潰，自己倒是當即表示接受醫生建議了。
妻子只是那一分鐘的動搖，在極短時間內就被加大了藥量，這時加拿大醫療系統體現出的高速和效率，與之前長達20天內醫院和醫生們表現的慢速低效，「從容不迫」，呈現鮮明對比。
哪怕給她一天時間，哪怕一小時，哪怕三十分鐘時間的冷靜期，好好考慮，好好商量一下也好，但是他們沒有給這個機會。甚至沒有任何書面文件簽署，我作為家屬沒有任何發言權，也不讓我簽字許可，真得不清楚加拿大有沒有這樣的程序？
就這樣，「一分鐘」的動搖，就送我妻子走上不歸路，不可逆地嚴重依賴麻醉藥品，從一分鐘前，她每次用藥都擔心自己睡得太死，讓我務必盯著，到一分鐘后，她開始期待用藥，想睡覺，逃避痛苦，這樣的狀態，一直延續到兩天後她的生命終結。
我願用我五年的壽命換我妻子一年的存活，哪怕都是她在病床上總需人照顧的一年，我也心甘情願，絲毫不會猶豫。五年可以，那用十年換一年呢？我會猶豫，因為孩子太小，最小才三歲，少了這十年，也許我就不能活到我們的孩子們讀大學婚戀等需要家長建議幫助支持的人生重要時刻和場合，相信這肯定也是我妻子不願看到的。
我妻子曾對我說，「我要列了個單子，列出要跟孩子一起做的事情，下周回家治療后，我要按單子，一件一件地跟孩子們一起完成。」如果能多活一年，孩子們能在這一年中與媽媽享受最後美好的時光，家裡有許多事情也能從容穩妥地辦理。
而醫生對待病人的看法，可能是另一個維度。對他們而言，一個病人多活一年，少活一年，區別不大。當理由變得「高大上」，即是「讓病人更有尊嚴，更少痛苦」時，讓某些病人快速地結束人生，對他們而言，可能就更具有正當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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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於原始病案等原始材料的問題
為什麼不用第一手的病案資料來說明問題，反倒是用類似「口述歷史」的方式來敘述一個病例呢？
剛才說過，阿敏在美國留學和工作過多年，在那裡有很多同學和朋友，他們都很關心她，其中也有不少醫學專業的朋友，比如李醫生，我妻子跟她很有感情，很早之前她就在美國很關照我妻子，而且李醫生在去美國之前，她與丈夫也都在加拿大醫院工作過多年。
在阿敏住院病重期間，李醫生多次交代我索要一些諸如化驗單等原始資料，她要幫我看一看，但我總是要不到，HSC醫生答應得挺好，但轉身一走，就再沒了下文，也很難找到人，惟一有一次成功拿到一張化驗單，卻是我請求一位護士從護理站幫忙拿給我的，而且並不是所要的最新的那一張。
我在國內的時候，要過兩次病案例資料。病患住院期間，每一份化驗單，每一份醫生的診斷結果和處方，都有詳細的記錄，厚厚的一摞，都可以從醫院病案室自主複印出來。而在加拿大，病人家屬好像沒有這個權利。
首先，加拿大對隱私有著我認為是極端的保護，不是自己的信息，就很難取得，哪怕是夫妻，哪怕父子母子，也拿不到。舉個例子，我妻子走後，我依照規定向CRA申報親人身故，當即我妻子的CRA賬戶被鎖，而為了報稅必須代理妻子的賬戶，走申請程序，我從申請到拿到啟用妻子賬戶的許可權，用了90天時間，打過數個電話，每個電話打通后，連帶轉接等待時間都超過兩個小時。
妻子走後，我仍然想索取妻子住院期間全套的病案資料，拜託了一位熱心助人的華裔的家庭醫生，畢竟醫療系統內部有專業的管道，醫生們可以共享。但是，醫生說曼省HSC的病案資料，很落後，到現在仍是原始的手寫材料，還未電子化，等等。現在算來，自從四十天前我提出這個請求，等了這麼多天，也僅有一份報告而已。
三、我為什麼能將整個過程記得那麼全面，很多細節能記得那麼清楚？
我陪護時間很長，不光白天，大部分夜晚了也在妻子病床前的椅子上度過。確診前，我在家中照顧三個孩子，確診后，我絕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度過，孩子則交由鄰居幫忙看著。（我妻子臨終前還專門交代我，「鄰居這份恩情，一定不能忘」。）
妻子的忘年好友，凱若琳女士，是一位已退休的醫院護士，從事這個職業幾十年，她親口對我說，從來沒見過像我這樣盡心陪護的病人家屬。
其次，與妻子交流，多用微信，所以留下很多細節記錄。更重要的是，國內的親朋好友，以及遠在美國的朋友都很關心她，一直不停地問詢，我也隨時向她們彙報每日的病情，所以留下了很多記錄，文字描述，圖片和影像。
所以，我基本上全程詳細見證了我妻子生命的最後階段。
另外，我與醫生的正式談話，因為關係到我妻子的性命，我極為重視，又擔心語言交流造成困擾，我都有錄音，所以，前文提到克里欽森醫生前面說如果發現用錯靶向葯就馬上換藥，到後來直接說無葯可換，建議直接放棄治療，都有錄音證明。克里欽森醫生也知道我在錄音，有一次談話后，還專門交代我，「This is a private conversation」。
四、關於阿敏身體素質及癌症成因的澄清
前一段，妻子小敏的幾位好友聚會，主題是緬懷小敏。期間有好友私下善意地提醒孩子長大后一定要密切觀察，可能有遺傳的問題。
光是當著我的面提出類似問題或建議的就有好幾位朋友，看來華人社區也確實流傳這類流言猜測，覺得妻子體質方面有問題，在此必須澄清一下，以免對我妻子和我們孩子們造成二次傷害。
小敏不幸患癌，與遺傳沒有任何關係。那位曼省癌症專家來找我談話，同時安撫我，他說我不用擔心敏的近親兄弟姐妹和敏的孩子，因為這種特定的肺癌是起於EGFR基因的突變，絕非某遺傳的基因所致，而EGFR基因是正常基因，雖然它的突然變異於我們是極微小概率，但對他們癌症專家而言，每年都會在曼省遇到三四例，大多來自中國韓國和日本，因為東亞女性的EGFR基因排列順序更容易發生變異。總之，這種特定的肺癌發生人群主要是以下特點：東亞，年輕，女性，以及不吸煙，一般發現就是晚期。
所以，善良的您們請不要傳播不科學的臆測，我們的孩子，與您們的孩子同樣健康，在可怕疾病面前，發病率不會比眾人高出哪怕萬分之一。感謝您。
至於，為什麼是我妻子？住院期間幾位醫生都回答不了我的問題，都說科學現在還沒有答案，可能是環境心理等等等，EGFR一旦變異，病情發展很快，也許從變異到晚期只用一年時間，甚至幾個月而已。
回憶這一年來，我有很大責任，看見妻子變瘦皮膚變差，以為是壓力大，休息一下就可。妻子也失察，後來有痛感時覺得是腸胃的老毛病，吃些西藥降胃酸，開些中藥調理身體就好，咳嗽也以為是季節性過敏，耽誤了不少時間。
加拿大醫療體制也可能負一定責任。兩次體檢都得出妻子身體健康的結論，尤其她做面部頜骨手術前的體檢，有專門正式的體檢報告，醫生簽名，認為我妻子身體一切正常，可以接受手術，而手術這一天，離我妻子因癌症離開人世僅三個月而已。而術后創面的愈合恢復長達兩周，正好利用了她的年假。
醫院也有一些瑕疵，住院的前十天沒有任何醫治，等確診用了七天，確診后等治療方案用了三天，然後最後醫生判斷病情穩定，可以回家治療至少存活數年，甚至可以重新上班，到突然惡化撤銷原方案，只過一個雙休日時間而已。
當然，根本原因是在我們這裏。
妻子小敏是個容易焦慮的人，不善於解壓，尤其新移民壓力大。她學習勤奮認真紮實，2022年臨近畢業，論文完成，準備答辯，導師改說要更多實驗數據，而實驗從設計到學校批准到數據收集周期長達兩三個月，更別說要改變結構加入論據，之後又說調整結論，再加新實驗，又拖幾個月，期間導師度假等無法聯繫，連續延期兩個學期，去年十月才畢業。我妻子一直非常優秀，是美國某著名商學院的優秀畢業生，美國H1B工簽，自視甚高，誰知讀個碩士還要延期多次，如此挫折，接受不了，加之全家五口都困於此，對她來說壓力極大。
最後拜託，善待敏的幾個孩子，不傳播不科學的猜測，同時善待您們自己和家人，凡事想得開些，青山常在，綠水常流，不要糾結一時得失，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者是最重要的。
最後想說的話
我和妻子相識近20年，結婚13年，感情很深。我因為年齡比她大一些，她經常調侃我，說如果繼續熬夜繼續愛吃多油食物，小心不能跟她一起養老，不能實現同游歐洲的夢想，誰知妻子竟然正值37歲風華正茂之時，而竟先我而去。
從那一天到今日，我像是困在記憶中的囚徒，動彈不得，物是人非，一次又一次觸景悲痛。有時在想，愛有幾個階段，相識，戀愛，結婚，生子。然而，別忘了還有最後一個階段，喪偶。每個人大都要經歷，這個階段可能才是愛最痛情最深的階段。
最可憐的是孩子們，而最小的孩子才三歲，就失去了母親，而這個小兒，也是我妻阿敏最最牽挂的。
他出生時是2019年，「三胎」還屬於違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而且我又在體制內，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因為這個孩子，我們來加拿大生下他，繼而才想移民；有點諷刺，同時讓人感慨的是，七年前，同樣是因為孩子，阿敏放棄了只使用了不久的美國H1B身份，回到上海，同兩個女兒和我團聚。移，與不移，都是因為母愛。
上個月，小兒突然要信紙，11歲的大姐問要給誰寫信，弟弟說給媽媽。大姐二姐相繼眼眶濕了，二姐問弟弟「媽媽在哪兒？」，小弟弟說，在醫院。姐姐們馬上告訴正在廚房收拾的我，我抱著弟弟又問了一次，弟弟堅持說要給媽媽寫信。我也禁不住眼淚奪眶而出，哽咽著輕聲給弟弟解釋，「媽媽生病了，永遠不回來了，爸爸就是媽媽」。沒說完，弟弟的小手捂住我的嘴，不許我說下去。
有時我想，如若不是孩子，這個世界意義減去大半，甚至也沒什麼讓人特別流連的地方，然而，孩子是我妻子生命的延續，我必須振作，把她們養大成人，這無疑是阿敏臨終最最關切最最牽挂的事。
家中遭此大難，得到無數好心人的同情襄助，曼大商學院眾多老師同學的幫扶，溫尼伯華人老年協會，溫尼伯的兩家華人教會，以及遠在美國的杜蘭大學的校友，新奧爾良的華人教會，等等，還有很多很多好朋友。
家中突然蒙難，使我個性有所改變，更加珍惜親情友誼，以前，我的個性固執，喜歡論政，爭辯，為此失去了好多師友和情誼，而北京大學李貴連老師照顧呵護，家紅啟成兄的包容，及師門眾多好友的安慰，他們不嫌棄我這脾性，患難中仍伸手相援，我一輩子永志心間。
另外，更讓我感動的是一封來自多倫多的電子郵件，內容如下，「Ms. Min’s story touched me especially hard given that my parents also immigrated from China in search for a new life here. I couldn’t help but see myself as the kids in those photos.My mom always pushed for my education and growth, I would not be where I am if it weren’t for her. I don’t have much to offer, but I am a national level chess player. I am more than willing to give free chess lessons for your children if interested.」(看到你們家的悲劇，深受觸動，彷彿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當年我媽媽也是如此付出，在教育上督促我，使我成長，沒有她，我不會有今天的進步。我沒什麼可以解囊幫助你的孩子們，惟有象棋國手之技在身，若有興趣，願義務教授。)
在此，感謝所有關心阿敏這三個年幼孩子的好心人們，你們來自上海，來自北京，來自鄭州，來自天津來自長沙，來自武漢，來自曼谷，來自新奧良，來自休斯敦，來自亞特蘭大，來自溫尼伯，來自多倫多，來自溫哥華……
2023年11月30日，那一天，我妻子，孩子們的母親，離開了這個世界。一條鮮活的性命，就這麼忽然地沒了。
不對。
是「兩條命」，在那一天沒了。因為，從那一天起，我這條命，也不在我這裏了，而是在三個孩子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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