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殿奎：我在秦城監獄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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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國天下事212 2024年09月29日 05:36
朋友。 陸蔓青一向說她人生最大的夢想是在愛人身邊到老。 直至九十高齡，記者採訪她時，她的回答仍是如此。這是她最後一次接受雜誌訪問，她和這本人物雜誌合作已經半個世紀，公司上市、新品發布、公關危機、企業宣傳，每一次的合作雜誌均是它。因此當她決定退出公司經營，淡出…南非東倫敦一個偏遠小鎮上，有一對黑人夫婦。男人叫喬治，女人叫海倫。喬治在小鎮北部的農場幹活，每天早出晚歸。海倫因為懷了孩子，便待在家裡安胎。 這天，喬治像往常一樣開著吉普車出了門。農場離家有50多公里，中途要經過一段長長的山道。這段山道崎嶇難行，並且周圍也沒有村莊…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請不要當作一個小說來閱讀。 草原上一個偏寂的小村，小的可憐，只有零星的幾戶人家。就在這個小村，我見證了一場偉大的狼愛。 獵手阿拉圖在草原上捕到了一隻公狼，其實阿拉圖不是真正的蒙古人，蒙古人把狼當作圖騰的，是不會捕的。他不同。阿拉圖把狼放…古時候，有一個小漁村。這個村子里幾乎所有的村民都依靠著出海打漁為生。因此這個村子里打漁的能手很多，其中有一個漁夫跟著師父學會了一身嫻熟的打漁的技巧，每次出海他都能滿載而歸。但是幾次打漁回來，當他賣掉自己打的魚賣掉的時候，卻發現自己的收入並不像想象中的那樣令人滿意。 一天早晨，溫暖的陽光照耀著大地，小蘋果樹和老蘋果樹在一起歡樂地唱著歌。突然，老蘋果樹難過地說：哎呦，我的肚子好疼呀。小蘋果樹焦急萬分。 這時，飛來一隻喜鵲，小蘋果樹用懇求的語氣對喜鵲說：喜鵲阿姨，您能不能幫我婆婆治病呢?喜鵲說：對不起，我只能捉葉子上的蟲子，不會捉…每天當王子到遊船上玩的時候，小美人魚總是遠遠地看著快樂而英俊的王子，在她的心裏已經偷偷地愛上了這個王子，她希望有一天能過被王子注意到，但是她又很害怕被王子看到，她對王子的愛那麼小心翼翼，那麼真摯，那麼純潔，海邊，有個年輕人，撿了一條遺棄的漏船，補了又補，可以出海打魚了。每天唱著歌出海，即使空網而歸，下了船，躺在沙灘上，曬著太陽，唱著歌，非常快樂。 有個魚販，住在岸邊的別墅，每天早出晚歸，回到家后，總是忙著算今天賺了多少、失了多少，整天愁眉苦臉。每天看著大海和天氣父親欲對一對孿生兄弟作性格改造，因為其中一個過分樂觀，而另一個則過分悲觀。一天，他買了許多色澤鮮艷的新玩具給悲觀孩子，又把樂觀孩子送進了一間堆滿馬糞的車房裡。 第二天清晨，父親看到悲觀孩子正泣不成聲，便問：為什麼不玩那些玩具呢? 玩了就會壞的。孩子仍在哭泣…在中國傳統文化【小編推薦:探尋復興中華之路，必看章天亮博士《中華文明史》】中，形容一對恩愛夫妻的話，我們會說他們之間是舉案齊眉和相敬如賓。然而在現代社會之中，我們常聽到的都是一些出軌和婚姻破裂的花邊新聞。 為什麼這種狀況經常出現?到底在夫妻相處中，有什麼問題是被我們忽視掉的呢? 1、愛人之間缺乏溝通 溝通是…很久以前，在一座金碧輝煌的城堡里住著一位驕縱、自私的王子。一個寒冷的冬夜，城堡里來了一位乞丐老婆婆，她獻給王子一枝紅玫瑰，請求王子讓她避避風寒。王子見她長得又丑又怪，便要趕她走。乞丐老婆婆對王子說：內在美才是真正的美。但王子還是不肯讓她留下。這時，乞丐老婆婆忽然變了在森林里住著小貓一家人，家人們都很喜歡吃蘋果。一到周末。貓媽媽會為小貓做很多蘋果料理：蘋果蛋糕、蘋果炒胡蘿蔔、甚至是蘋果魚;;在潛移默化間，小貓也很喜歡蘋果，它天真的以為世界上應該沒有小動物會不喜歡蘋果吧!蘋果圓圓的、紅紅的、吃起來又那麼香甜可口，怎麼會有人…天晚欲雪，好友邀我去火鍋城，說滿腹心事要借火鍋一涮。為著不肯做母親，她與老公已成水火之勢，欲借我這個過來人做滅火器，令我安置好女兒后速速赴約。 當初她也極力勸過我，做母親投資太多風險太大，如果生個神童還好，當媽的裡子面子全賺足了，萬一生個木頭木腦的呆瓜，連自己的快…20歲那年，我被擠下了高考的獨木橋，所有的夢想和榮耀在一夜之間灰飛煙滅。 我的生活也彷彿一下子沉入了海底，周圍的一切使我不能呼吸。 我選擇了逃離，絲毫不留戀地逃離了那個生養我20載的村莊，獨自來到縣城的一家工廠打工。 我要活出個樣兒來給他們看，我要…她和媽媽剛在沃爾瑪結束購物。這個天真的小女孩應該6歲大了，頭髮是美麗的棕色，臉上有雀斑。外面下著傾盆大雨。雨水溢滿了檐槽，來不及排走，就迫不及待地涌漲上地面。 我們都站在沃爾瑪門口的遮篷下。大家都在等待，有人很耐心，有人很煩躁，因為老天在給他們本已忙碌的一天添亂。一隻狐狸已被幾條嗅覺靈敏的獵狗追得無路可逃，就在他處於窮途末路之際，為了逃命，狐狸使了一個花招，這個花招是他精心設計但一直沒有使用過的。他跑到一個絞刑架底下。這裏正好掛著許多被捕獲的動物，如獾、狐狸和貓頭鷹，全都是平時專幹壞事的傢伙，現在被人吊著向過往行人示眾。 從前，吐谷渾國的國王阿豺有20個兒子。他這20個兒子個個都很有本領，難分上下。可是他們自恃本領高強，都不把別人放在眼裡，認為只有自己最有才能。平時20個兒子常常明爭暗鬥，見面就互相譏諷，在背後也總愛說對方的壞話。 阿豺見到兒子們這種互不相容的情況，很是擔心，他明白…博美映像 有個窮人千辛萬苦地找到了上帝，他質問上帝說：為什麼我的命運這麼差，一生下來就受窮，長大了不管我怎麼努力都賺不到錢，現在我窮的就快吃不上飯了，你卻只給那些富人用不盡的機會，這是什麼道理? 上帝很無奈地回答道：這不是我的錯，我給每個人的機會都是一樣的…華北以北，春色本就遲，卻又被一場突如其來的雪，拉回到初春，彷彿時光靜止，並不曾向春天的深處走過，只是一直站在原地瞭望。那溫暖的風，那含苞的枝，那飄逸的柳，那發芽的相思，突然被洋洋洒洒的飛花取代，庭前，又是冬天一般的潔白，肅殺。屋內有些冷，來不及尋一些溫暖的字，迎接一個陌生。還來不及說太過匆匆，牆上的掛歷就被悄無聲息地撕到了最後的幾頁，舊的歲月就要轉瞬即逝，成為無法重來的過去。輕叩心扉，重溫舊日情懷，感慨良多。這一年裡，有得有失，有舍有棄，有聚有散，有笑有哭，有省有悟。歲月，贈予了我們不少的憂傷與歡喜，同時也滄桑著我們的心智。光陰就這樣在塵事的紛擾…是天上的月亮掉了下來，還是地上長出了一個月亮？當我們越過騰格里沙漠，來到名聞遐邇的月亮湖時，不禁大為讚歎。你瞧，那不算浩瀚而依然開闊的湖，宛如一彎新月，靜靜地躺在騰格里沙漠的懷抱。佇立湖邊，我竟有點莫名的感動。不是嗎？當我們坐著越野車顛簸而來，沿途像大海的波濤一樣起伏的沙丘，都…除夕的年夜飯，是每個家庭過年的一大主題。歲歲過春節，年年除夕年夜飯，可吃出的風味卻各有不同。如今上酒家吃年夜飯的人雖不能說一年比一年多，可也是時尚如潮，酒家餐廳食客盈門，稍有點名氣的一席難求。我們家也早在新世紀到來時就接連趕了好幾年的時尚。當時老媽和妻都說弄來弄去累得夠嗆，吃完…春催促著冬的腳步，終於輕盈地來了，園內的雪幾乎在一日之間融化待盡，只有靠近園牆堆積的雪還與春做著最後的摟脖熱吻。有好長一段時間我們是看不到雪了，欣賞雪也成了一種奢望。春在安塞腰鼓鏗鏘有力的聲響里，在輕曼柔美的臨夏花兒中，在響徹大西北粗重雄厚的秦腔里，無限柔美地潛伏在我們身旁 我們踏上一條鵝卵石鋪砌的崎嶇小路，小路一旁盛開著紫色的杜鵑，獼猴桃花散發出淡淡的幽香，花葉輕拂行人的頭頂。遠處山坡上的桃樹已經綴滿指頭大的青果。滿眼都是高低起伏的翠色，閉上眼睛也能聞到空氣中綠的氣息。在這裏，連噪音都是寂靜的，觸目可見的植物群和四周連綿的九華諸峰，像巨大的海…
中國第一監獄秦城監獄，是1950年代蘇聯援助新中國157項經濟與國防建設的工程之一。高級別、高規格、高待遇，使得秦城監獄成為特殊監管的別名。而一部順序記錄下來的／發生在秦城監獄的故事，則成為歷史的特殊佐證。
78歲的何殿奎，住在北京市金融街旁一個老舊而安靜的小區里。這裏跟金融街近在咫尺，卻完全是兩個世界。
何殿奎離休前是秦城監獄監管處的處長，在秦城監獄及其前身功德林監獄擔任監管員近40年。幾乎沒有第二個人能像他一樣，閱盡了中國政壇高層人物的起伏面孔。
一
秦城監獄是由1960年3月15日從北京德勝門外功德林1號公安部預審局和監獄遷移到秦城后，才有了這一名稱。
那裡原是個小村落，位於北京市北面昌平區地界的燕山山脈南側，距市中心40公里，離小湯山鎮10公里。監獄東、西、北三面依山，南面是一片平原，一股山泉水從監獄東北流向監獄前面的水庫。秦城建設初就有辦公區、生活區，以及周邊的林地、農田，監獄建有四個監房區，均為磚木、水泥澆鑄結構。
潘漢年、徐雪寒等關在204區。204區有較高生活待遇，每人有20平方米的房間，配有地毯、沙發床、桌椅和熱水瓶等生活用品。即使1960年前後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伙食供應也保證了午、晚餐是二菜一湯，一年四季還供應高檔茶葉、水果。這種待遇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初。
1952年7月察哈爾省撤省建制時，我隨原察哈爾省公安廳部分幹部調入公安部，分配到一局四處（預審局前身）功德林監獄（以下稱功德林）工作。1954年3月，因工作需要我調到丁字型大小（大監區）工作。
丁字型大小有120名犯人，大多是歷史反革命，監管員是我與吳生福。1960年3月15日功德林遷移到秦城后，我就在秦城204監區工作。 1955年4月，領導調我去執行看管潘漢年的任務。204監區除潘漢年外，還有饒漱石、胡風、范明、王少庸、徐雪寒、薛向程、王超北等高級幹部，我的工作是負責他們的生活、疾病治療等。
潘漢年兩進秦城，我同他們夫婦接觸最多。
第一次見到潘漢年是1955年4月，他那年49歲，被關進功德林。當時潘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身份是上海市常務副市長，住在北京飯店。4月1日，他向上海代表團團長陳毅講了歷史上見汪精衛的事，以及當時的動機和目的。4月2日，陳毅親自赴中南海向毛澤東報告了此事，並將潘寫的材料交給了毛。毛澤東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隨後作出了立即逮捕審查潘漢年的決定，由時任公安部部長的羅瑞卿親自執行。
4月3日傍晚，在北京飯店由羅瑞卿向潘漢年宣布了逮捕令，將他被關進了功德林監獄。
當天，領導決定我執行看管潘漢年的任務。他一進功德林，我就住在他房間里，10多天後我才搬到隔壁房間去住。他的一切生活料理都由我負責，可以說那時候我就是最貼近他的人。
對潘的審訊很緊張，頭幾天幾乎天天審，主審是李局長，記錄是邵處長。潘就是不說話，僵持了好幾天，直到徐子榮副部長同他談話，徐對他說”保證你死不了，不信可以寫個條子……”，他才開始講話。
同我接觸時，他講了一些內心話。潘說，1943年他在上海被胡均鶴、李士群硬拉著去見過汪精衛一次，此事一直沒有向黨中央和毛主席講。那他為何1955年4月在北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時才講呢？他說，前些日子與毛主席同乘一列車，兩人閑談，他聽主席講了”人心隔肚皮”的俗語，產生了壓力，感到毛主席對他的歷史有懷疑，於是想趁在北京開會時，找機會向中央領導講心裡話。
1963年1月，潘被最高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5年。同年2月23日被”假釋交公安部管制”，他夫人董慧來秦城陪同。這時他倆從204監區遷居職工生活區3號樓東門西單元二樓二室，當時饒漱石住在生活區9號四居室平房。他們夫婦的生活、看病等仍由我負責，行動可以自由。他倆每天到秦城南邊水庫釣魚或到小湯山鎮逛逛。
不久，他們夫婦倆就被轉移到北京團河勞改農場，由北京市公安局負責管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為了潘夫婦的安全，他倆從團河搬回秦城，在監獄二門裡（監區外面）衛生所二樓居住，生活管理由我負責。
隨著運動不斷升級，秦城的部分造反派要造潘漢年的反。我得到這一消息，告知他倆作好思想準備，潘對我說：”我們早有思想準備，不會出事的。”表示讓我放心。1966年6月8日下午，造反派沒有經過部領導的批准，就將潘漢年夫婦關進了201監區，我也隨著到201監區工作。1967年11月7日，秦城軍管，我被迫離開秦城，只能與他倆告別了。
1972年11月，我從”五七幹校”調回秦城，時隔近5年。我再次見到潘漢年時，他蒼老了許多，頭髮幾乎掉光了。1973年醫生檢查到潘肝部有疑點，我帶他去日壇醫院請專家會診，住進復興醫院兩個多月，經過五次造影，最後排除了肝病的問題，他鬆了口氣。1973年9月，潘從醫院回到秦城201監區，仍由夫人董慧陪同。
1975年5月，潘夫婦離開了秦城，被遣送到湖南某茶場，作為”特殊犯人”管制。後來得知，1976年初潘70歲時，身患多種疾病，住進簡陋的茶場醫院。1977年3月，潘漢年才獲准轉到湖南省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治療，但為時已晚。1977年4月14日，潘漢年逝世，終年71歲。
我是個熟悉他的小人物，得知他病故的消息，內心感嘆不已。
1975年4月26日，領導調我去管理陳伯達。領導強調，要絕對保證他的安全，生活上可滿足陳的需求，以利於保存”活證據”。
那時陳伯達常鬧監，動不動耍小動作，尋死覓活。他在年輕戰士面前擺架子，常說”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30多年，最熟悉毛主席著作”、”我出去還要寫毛選一、二、三、四卷的註釋”等話。對特殊待遇的伙食，他也找茬兒，說這不好吃，那沒滋味。為了實地觀察他的表現，掌握一些實際情況，我搬到離陳的監房僅幾米的監房住下。
經過一周多的觀察，我看出來，陳要”尋死”是裝腔作勢。比如，他從床上起身時，往前沖一二步，有點站不穩。看管他的年輕戰士思想壓力大，不知道這是年紀大了的自然現象，見狀趕緊上前把他拉住，久而久之造成了陳伯達要”尋死”的問題。而陳就利用年輕戰士這一弱點，故意製造緊張氣氛。
我作好思想準備，同他作有理有節的鬥爭。1975年5月29日，天氣晴朗，陳伯達吃過早飯，在室內走動，一隻小鳥停在窗框上，嘰嘰喳喳地又叫又跳。小鳥飛走後，陳沉思片刻，突然情緒就不正常了，對著兩名戰士大聲叫喊：”我活著沒有什麼意思，還不如一隻小鳥，這樣下去還不如死了好……。”一邊說一邊從床上起來，作出一個突然要往東邊牆上撞的動作。戰士迅速上前，把他抱住，實際上他離牆有五、六米的距離。
聽到戰士拉響警鈴，我快速趕去，看見陳伯達正掙脫戰士的保護，硬要去撞牆。我就將計就計，來個激將法，高喊一聲，叫兩名戰士放開他。接著對他說：”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陳伯達怎麼撞個頭破血流！有人說你非常難管，以你今天的表現，說明你是想用死來威脅政府工作人員，好讓我們聽你的指揮，這隻能是痴心夢想。”我又說：”你這是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接著，我口氣緩和地勸他還是明智為好，有什麼想不通的可以談談，我會把他的想法和要求向上級反映。
我講話時，陳安靜地聽著，看他不會再鬧了，我說：”你好好想想，我們政府工作人員哪一點對不起你。”說罷就走出了監房。過了兩天，戰士報告，陳伯達常躺在床上，閉眼靜思，不時地長吁短嘆。最後向戰士說：”我要見那位首長。”他不知那天批評自己的是誰。
戰士連續報告了三天，我才去陳的監房，對他講：”從今天起，你的一切歸我管，你要很好地和我配合，服從管理，不要胡鬧，有什麼問題可以正面提出來……”我還未講完，陳伯達就用右手打自己的臉，邊打邊說：”我該死，我對不起領導，對不起政府，對不起黨，我今後決不再這樣。”我說：”打臉有什麼用？只能觸及皮肉，關鍵是你要端正態度，配合組織對你的審查，搞清你的問題，你說對嗎？”陳點頭表示同意，自此他老實多了。
其實，我看陳伯達活像一條”變色龍”。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的消息見報后，他以為機會來了，在監房竭力吹捧”四人幫”，說了一大堆阿諛奉承的話：”我和江青、春橋同志是一條心的，我願同他們同心協力地工作。””我以個人的名義，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衝鋒陷陣的江青同志致敬。””我特別懷念毛主席的忠誠戰友江青同志，希望她多保重身體。””在一起工作當中，他們從來沒有對不起我的地方。”還說”毛主席的後事辦理完畢，江青同志會派人來和我談話的，我的問題寄托在她身上”等等。不久，”四人幫”垮台，他就像泄了氣的皮球，又搞起了”尋死”的鬧劇。還當著我們的面罵：”國民黨監獄也沒有像你們這樣……”。我針鋒相對地同他說理，責問他：”國民黨監獄有嚴刑拷打，這裡有沒有？在這裏整天給你送牛奶、餅乾、水果，吃大米飯、包子、餃子，喝雞湯，有病請專家來給你治病。你房裡有沙發床、地毯，國民黨監獄有沒有？”問得他瞠目結舌，只得承認自己態度不好，表示服從管理。
兩三年後，陳伯達被列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10名主犯中的第五位。陳伯達被依法判處18年徒刑后，於1981年7月保外就醫離開了秦城。
二
我有這麼個思想，這些老幹部怎麼能犯了罪呢！好多案子引起我的懷疑，青島案那麼多幹部被抓都錯了，廣東案更大一二百人都錯了，五幾年內部肅反，弄來弄去又錯了一批。對這些老幹部必須要保護好服務好，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
編者注：青島案即1955年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人的反革命內奸嫌疑案，廣東案即1951年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等人的特務案，皆系重大冤假錯案已平反。
近來，他跟公安部的另一位離休幹部汪春耀開始合寫一些回憶文章。汪以前常到秦城監獄提審犯人跟他相識。用汪春耀的話說，他們這些小人物，腦子裡裝了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記憶力只能用驚人二字來形容。一串串的人名、數字從他嘴裏出來，不用思考不用回憶。
何殿奎永遠記得1960年3月15日，秦城監獄落成的第一天。從那天起他就在那裡工作，直到1992年離休才離開。
蘇聯援建的秦城監獄，由4棟3層青磚小樓組成，編號分別為201、202、203、204。後來參与審判四人幫的法官王文正在《以共和國名義判決》中寫道，其設施和條件，遠遠超過當時中國普通人家的居室。
那是1980年，作為預審員的他就住在秦城監獄的監房裡辦公。每間監房都有獨立衛生間，帶腳踏式沖水的抽水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住的僅僅是條件最一般的201監區。秦城的四座小樓，內部結構都不一樣。204監區，待遇更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204的監房約20多平方米鋪著地毯，床是沙發床，伙食標準是按部長級待遇，到東華門高幹供應點採購。早餐有牛奶，午晚餐是兩菜一湯，飯後有一個蘋果。
蘋果是剛從冷庫里拉來的，放在稻糠里保鮮，拉來時那蘋果都冒著氣兒。還給他們發固體飲料，一盒12塊，一塊能沏一杯檸檬茶。方糖分白色和咖啡色的兩種。
每天如此，即便在困難時期都一樣。給他們做飯的則是專門從北京飯店調來的乙級廚師劉家雄。就是在那裡，何殿奎第一次見識了魚翅。他以為那是粉絲，劉家雄告訴他，是魚翅，就是鯊魚的鰭。
只有劉家雄一個人會發海參、魚翅這些東西。每天，都由何殿奎給他們送飯。每人一個四層的飯盒，分別裝米飯、兩個菜和一個湯。冬天用棉罩保溫。
每個飯盒的顏色都不同，以示區分。一共15份。這些重量級犯人是從功德林監獄的”特監”遷來的。1956年7月，功德林設立了一個專管高級幹部的特監區，把這些人從不同監區集中起來管理，何殿奎是監管員。
特監一共8個人，原來的中央組織部部長饒漱石、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揚帆、從事特情工作的袁殊、外貿部副部長徐雪寒、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陳泊、《人民文學》編委胡風和一位公安部的局級幹部。
秦城監獄建好后，這些人全部遷入204監區，青島市委書記王少庸等幾位青島案主犯也從別處遷來一共15位，但他們並不知道彼此。
放風是嚴格隔開的。絕對避免見面。哨兵也只知道其編號。唯一知道他們身份的，除了領導，只有204監區的管理員何殿奎一個人。
1955年4月3日，他被從功德林的丁字型大小監區緊急抽調去監管潘漢年。領導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和年輕肯干：他才23歲，10來歲到延安，20歲入黨，已經是個年輕的老革命了。
那一天何殿奎記得太清楚了，因為潘漢年太特殊了。潘是被秘密逮捕的，看守他的部隊都不是那裡的，是專門從北京市摩托連調來的一個排。
整個監區只關他一個人，崗是雙崗，監房門口一道，監區門口一道，除了何殿奎誰都不能進去。潘漢年剛來的那十幾天，何殿奎就住在他房間里，24小時貼身監護。
那些天潘漢年幾乎每天被帶去談話，他出入都要戒嚴如臨大敵。談話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審訊室，而是會議室，坐在沙發上談，主持談話的先是公安部的一個局長。
何殿奎在旁邊端茶倒水。秦城的辦案人員和監管人員有嚴格區分。前者即預審員，只處理案情；後者則負責犯人的吃、住、健康。沒有特殊情況，前者不允許進入牢房，後者不可以知道案情。
潘漢年的案子是唯一一次，何殿奎目擊了審訊開始頭幾天的過程。談話很平穩，但並不順利。潘漢年就是不開口。僵持了幾天後，公安部常務副部長徐子榮親自來談，說保證你死不了，不信可以給你寫個條子，他才開始談。
潘漢年被捕時是來北京參加全國黨代表會議的，這次會議是要解決被稱為建國后第一次黨內鬥爭的高饒事件。作為饒漱石的下屬，潘漢年自知難逃干係，主動寫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曾被挾持去見汪精衛的那件事，結果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成立提供了鐵證。
不久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其他主犯相繼入獄。何殿奎記得，潘漢年的編號是64，袁殊65，揚帆66，饒漱石最特殊，0105，全監獄獨一無二。
他至今不解其奧妙。談起對潘漢年這位情報界傳奇人物的印象，何殿奎說他個子不高，胖胖的不愛說話，很穩重的一個人，從來看不出他情緒上的變化。
他生活很有規律，晚飯後會在床上閉目打坐一個小時。剛看到這奇景，哨兵以為他死掉了，還曾跑去報告何殿奎。潘漢年在獄中寫過一篇小說，寫一個拉洋車的人，可惜後來找不到了。
1963到1964年，204監區的犯人陸續釋放。潘漢年就安置在秦城監獄的家屬區，生活仍然由何殿奎照顧。那段時間，他生活比較愉快，常去南邊的水庫釣魚，去附近的小湯山鎮散步，和何殿奎也有說有笑。但這樣的日子隨著文革的到來徹底結束了。
文革開始后不久，揚帆、饒漱石、潘漢年等再次入獄。潘漢年等回到的秦城，已經不是文革前的那個秦城。舊公檢法的那套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稱為修正主義和犯人同流合污，全部取消。
1967年11月，秦城被軍管。原來的監管幹部全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何殿奎就此離開了秦城一別5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被調回來。
他是第一批回來的兩個人之一，秦城已經面目迥異了。因為走資派太多住不下，秦城又加蓋了兩棟4層紅磚小樓，編號為205和206。
監獄的名稱也換成了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第七大隊。秦城監獄文革前並不叫這個名字，叫公安部預審局，對外叫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看守所。
文革軍管時寫報告，落款是七大隊，總理看了說什麼七大隊，不是秦城監獄嗎！從此秦城監獄才叫開了。但這個名稱從來沒有見於正式文件，也沒有掛牌，正式名稱仍然叫公安部預審局。
何殿奎從五七幹校回來后被分配到201監區，當時201關押了89名部局級幹部。他是負責人之一，但是負不了責，上面有3個軍管幹部，他只能列席會議。
不久秦城監獄出了一件大事，鐵道部原副部長劉建章的夫人劉淑清上書毛澤東，揭露秦城監獄里生活待遇低劣的問題。1972年12月，毛澤東在信上批示請總理辦。這種法西斯式的審查方式，是誰人規定的?應一律廢除。工作組進駐，整頓秦城監獄，並逐個找在押人員談話，問題逐漸得到解決。
何殿奎回來一看，老熟人不少。公安部8位部長，5個關在201。放風時看見他們，只能點點頭。潘漢年等也關在201。潘漢年蒼老了許多，頭髮幾乎掉光了。那幾年吃的是窩頭白菜，見不到肉。
當時秦城監獄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位倒台的文革新貴，原中央文革小組成員：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關鋒。即，1968年進來的第21、22、23號。這種編號法從文革開始，一直延續至今。
何殿奎說這三個人，王力很老練，一般比較講道理；關鋒精神失常了，經常罵街；戚本禹不大講理，造反起家的嘛！戚本禹是個鬧監的，經常在晚上大嚷大叫，吵得四鄰不寧，還用手紙堵門上的玻璃觀察孔，跟哨兵鬥智。
他還放言我戚本禹早就知道秦城有個何殿奎，看你對我採取什麼措施。這時是7月份。何殿奎把戚本禹遷到沒人住的三樓隨他吵鬧，隨後打開外面的木門，只關裏面的鐵柵門，讓他喂蚊子。
戚本禹喊報告要找何殿奎，何讓哨兵說出差了,三四天後再去，吃夠了苦頭的戚本禹終於願意談談，從此基本上服管了。
但戚本禹還不是最難管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調到204監區升任科長，專門負責管理心眼太鬼的頭號難纏人物，曾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的陳伯達。
陳伯達在整個秦城監獄都要算特殊人物，他曾是毛澤東的五大秘書之首，加上年齡又大，上面強調要絕對保證其安全，在生活上可滿足其需求，以利於保存活證據。他被安排一個人住在204監區的二樓，兩個哨兵日夜看著他。他動不動就在監房裡表演撞牆，搞得監獄上下越來越緊張。
何殿奎就是專門被調來啃這塊硬骨頭的。他首先搬到陳伯達旁邊的監房中，近距離觀察了一周，認定他的尋死只是作勢而已。一天，陳伯達又要撞牆，被哨兵抱住。何殿奎趕到后，叫哨兵放開他：”我今天倒要看看你陳伯達撞個頭破血流!”陳伯達不吭聲了。
1976年陳伯達又開始折騰起來。他稱自己腿不能走了，天天爬著上廁所。何殿奎估計他是裝的，就讓王醫生去跟他說，要再不起來鍛煉，他的腿就永遠站不起來了。陳伯達害怕了，問能不能拄個拐棍。何殿奎說可以不用請示，當場我就答應他了。
何殿奎知道，陳伯達無非是想讓上面注意他這個被遺忘的角落。
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的消息見報后，他重燃希望說，毛主席的後事辦理完畢，江青同志會派人來和我談話的，我的問題寄托在她身上。但他等來的，是江青自己被投入秦城監獄。
何殿奎在204監區一直工作到1985年，提為副處長，脫離了監管第一線。他離開的時候，陳伯達等已保外就醫，王關戚也先後被釋放。潘漢年病逝在湖南勞改林場，沒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