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酷吏蔡奇的八輩祖先 我來到了日本

2024年04月16日 10:34

作者: 澈言

想講講我為什麼會來

故事要從2017年講起,那年大興的一個城中村著火,燒死了幾個人。

於是,北京開始清理低端人口。

所謂「低端人口」,指的就是我們這種不富裕的外地人。

當時我住在天通苑的一個里,60平左右的房間,分割成了4個卧室。

我租了其中一間,月租3500。

那天我回家,門上貼了一張的告示,說政府禁止,勒令我們限期搬家。

我沒搭理。

於是幾天後,居委會帶著幾個壯漢,拿著鎚子和電鑽,把主卧的牆給砸了。

居委會振振有詞,說主卧本來是個客廳,中介違規隔成了卧室,這個牆砸得合理合法。

住在主卧的也是一對小情侶,女孩跟我愛人一樣,喜歡穿各種花花綠綠的裙子。

那些漂亮的裙子就被淹沒在塵土和磚塊之中。

隔天,主卧的情侶搬走了。

又過了幾天,家裡突然停電了。

我以為欠費,就在手機上買了點電,但過了一會電還是沒來。

室友從裡屋出來,說居委會的人又來了。

這次,他們把我們家的電錶給拆了。

我到走廊一看,果真,電錶箱里空空如也。

我本想帶我媳婦去住酒店的,但她心疼錢,我倆就藉著手電筒的燈光,找到一盒我之前參加活動時,主辦方送的香蕈蠟燭。

你別說,點著后小氣氛整得還挺浪漫。

就那麼對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居委會。

接待我的是個小姑娘,一口京腔,問我屋子裡都住了哪些人。

我說我跟我媳婦住了一間,另外三個房間是兩個次卧,和一個廳隔(客廳改成的卧室),那個廳隔已經被你們砸了。

「你媳婦?」她納悶,「結婚了怎麼還跟別人合子?考慮過她的安全嗎?算負責任的老爺們嗎?」

她把我問住了。

我本以為自己挺能言善道的,甚至準備好了各種法律條文用來維權,但誰知竟一句話被她絕殺。

我從居委會鎩羽而歸,打算搬家,找一個整租的房子。

可誰知我剛走出電梯,就看見我這個群租房的中介,在偷偷地給我裝電錶。

我嚇了一跳,我說哥們,這活你幹得了嗎?

他說你別吱聲,公司給我培訓過。

他話音剛落,我看到屋裡的燈,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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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逼。

那時起,我就萌發了買房的念頭。

但可惜我收入很不穩定,經常幾個月顆粒無收。

畢竟我要是手頭寬裕,就不會跟別人合租房子了。

幾個月後,我走了狗屎運,一本書的版權被愛奇藝買走了,說要拍個網劇。

天降一筆橫財,這讓我有了買房的底氣。

我看看錢包,前掐后算有個小一百萬。

於是我開始看盤。

看了幾個盤后我才意識到,這點錢妄想在北京買房,杯水車薪。

此時,一個老家的朋友找我說,要不要考慮下鄭州的房子,我手裡有個盤,是個國企……

畢竟你也沒有北京戶口,就算買了房,依然是外地人。

他說的有幾分道理。

左思右想,我決定在老家買房,將來回去發展。

於是,我買了朋友推薦的那個房子。

房本上寫的是我媳婦的名字。

她十九歲時就跟我在一起。

當時她還在上大學,我在創業,項目融了點錢,我意氣風發,向她吹噓,看著吧,不出兩年,你老公一定飛黃騰達。

於是,不出兩年,我就跟合伙人鬧翻了,凈身出戶。

失業后,我搬到了這個齊聚了「低端人口」的群租房裡。

她畢業了,拖著行李來北京找我,我打開房門,向她介紹:這是A房間,住著一個哥們,做銷售的;

這是B房間,住著一個女孩,我也不知道幹啥的;

這是C房間,暫時還沒人住,中介說過兩天就來人了。

這是D房間……也就是咱們家。

我挺沒底氣的,把那個家字念得非常輕。

賦閑過一段時間,我開始上班、寫書、搗鼓搗鼓小項目試圖賺點錢……

無論我做什麼,她都「好啊好啊」地支持我。

有一天我心血來潮,說咱倆領個證吧。

她想都沒想,就說好啊。

她就這樣匆匆忙忙地把自己嫁了。

直到去年我倆決定出國時,才補辦了一場婚禮。

房買得挺痛快的。

我們簽約時,那房子已經快封頂了,約定當年年底交房。

簽完合同的次月,就開始還貸了。

每個月要還款三千多,我掐著指頭算算,還到第六個月,就可以收房準備裝修了。

可六個月後,我沒有等到收房的通知……

它停工了。

彼時我還沒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畢竟趕上疫情,各行各業都不好過。

我托朋友去工地看看。

朋友說一開始,工地里還有三兩個工人敲敲打打,後來乾脆大門緊鎖,只有一個保安站在門口玩手機。

又過了幾個月,眼看徹底復工無望,業主們便去售樓部討說法。

沒等到管事的領導,折騰幾個業務員無濟於事。

大家就又到開發商總部去靜坐。

開發商無奈,只得跟我們對話,其間找各種借口,先是說空氣揚沙治理、后又把責任推給新冠。

最後,開發商才坦白說:沒錢。

錢去哪了?

每家每戶都交了幾十萬的首付,還每月向著銀行還著幾千塊錢的貸款。

現在你告訴我你沒錢蓋房。

那我交的這些錢去哪裡了?

沒人知道。

開發商一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誰也拿他沒辦法。

我們只好開始

維權的過程很難,在鄭州的,就排班去售樓處靜坐拉橫幅;不在鄭州的,就在網上發聲,或者上國務院小程序等平台留言情願。

屁用不頂。

直到某天,一個業主爬上了爛尾的樓里,說要從上面跳下去。

他買的比我早,買這個房子是當婚房用的,結果現在婚都離了他媽的還沒交房。

「快跳啊!」圍觀的業主在慫恿他,「這樣房子的事情就有熱度了!」

那人終究還是少了點跳樓的勇氣,被拽了回來。

後來,警方加強了安保。

一段時間內,那片區域的警察數量,甚至比裏面敲敲打打表演復工的工人還多。

也多虧了那位跳樓的哥們,房子的事情才能驚動相關部門。

相關部門把開發商代表和我們組織起來,討論如何「自救」。

我們則喋喋不休地追問,買房的錢去哪了,被誰挪用了。

在座的一位領導終於沒了耐性。

他說:人家那麼大個企業,是國企,背靠國家,國家的錢花到哪裡去,是你能問的嗎?那跟你有關係嗎?

以及:為什麼別人買的房子沒爛尾,就你們買的房子有問題,是不是貪便宜了?是不是自己腦子不聰明,老想佔便宜?老百姓要多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別總什麼事都推給國家,國家不可能什麼都替你們背鍋擦屁股……

我很憤怒。

我想把這些發到網上,但打開微博,才發現我已被永久封號。

微信也被禁言,幾個維權群也無端解散。

終於知道這些年我為什麼一直過得如此擰巴了。

因為我總是執著于搞清楚一些我不應該搞清楚的事情。

憤怒過後,我冷靜下來。

隨後我開始恐懼。

我是做文字工作的,我知道紅線在哪裡。

這些年,我看到過許多人因為一句話,甚至僅僅一張照片就被封鎖。

繼續糾纏下去,不光我自己,甚至可能會連累其它的合作夥伴跟著倒霉。

再加上我後來查過一些資料,得知這個小區前面幾棟樓,已經有人因為組織業主維權被判刑入獄的案例……

我慫了。

我腦海里浮現出那天居委會的壯漢們,用鎚子和電鑽砸碎群租房家牆壁的場景……

小小蚍蜉,怎敢撼樹。

有些事情是我惹不起的。

我還清楚一件事:不管房子交或者不交,每個月的房貸我肯定是要接著還的。

我得保住我的工作。

於是,之後群里再有任何的維權活動,我都不再參与,氣得最後群主把我和我媳婦踢出了業主群。

屬實是眾叛親離了。

經過這麼一折騰,我乾脆也放棄了回家發展的計劃。

有天,一個的編輯朋友找我,說我之前在台灣出的那本書賣得還行。

我很意外,那書是我以前在大陸出版過的作品集,引進到了台灣重新包裝后出版的,我本對它不抱什麼指望。

再一深聊,對方說其實東亞幾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背景相似度很高,有許多可以做的事情。

他們建議我說可以多出去看看,例如日本,就是個不錯的選擇。

正好我媳婦有個朋友,疫情前和男友一起出去的,平時幫她在東京點衣服鞋子一類的東西,偶爾也會在網上聊聊在那邊的生活。

於是那天晚上,我突發奇想,說不然咱們也去日本發展看看吧。

「行啊。」她又跟往常一樣,不假思索地答應了,「那貓呢?」她問。

「也帶著。」我說,「咱研究研究怎麼運出去。」

「那房子呢?」她又問,「聽說已經快交房了,這次是真的要交了。」

不要了,我說。

那些已經跟我們沒關係了。

來源:X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