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中國經濟崩潰的根源是政治改革滯后,反腐敗要有公正的法治規則

2026年05月26日 2:46

摘要:

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崩潰的根源是滯后,要有公正的規則

——摘自《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

作者:北京愛國學

導語:近期,研究政治經濟文化的北京資深學者拜訪了溫家寶總理,溫家寶提出了自己深思熟慮的改革方案,並與這位資深學者深入交流。然後,這名資深學者根據溫家寶總理的改革方案與雙方探討,吸收多位黨政軍領導意見,經數位學者集體討論,然後共同撰寫此文,代表溫家寶總理、黨政軍領導及學者們的集體意見,可以為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央軍委等提供重要智慧參考。

現在,黨政軍領導既不想失去目前制度環境下的既得利益,又痛恨文革化的專制統治暴政,但卻找不到解決方案,這讓黨政軍領導陷入糾結和痛苦之中。溫家寶總理提出的大和解改革方案,照顧黨政軍民的利益訴求,切中黨政軍領導的心愿,非常符合當下全面改革發展的需要。

這個訪談全文名為《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總計有7萬多字。考慮到文章過長,不利於媒體發表,因而把此長文分拆為七篇文章。本文是所分拆的第三篇文章,接前文

第一篇:《溫家寶:以報仇逼著中共維持專制暴政,還是放棄仇恨讓中共主動改革

第二篇:《溫家寶:軍隊國家化護航中國民主改革,謹防民主多數人暴政的死亡陷阱

(1)建立民主法治的公正敗機制

北京學者說:由於中國缺乏自由民主法治環境,導致腐敗比較嚴重。反腐敗是必須的,但反腐敗必須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形成自由民主法治的反腐敗制度機制。只反腐,不改革,不消除腐敗的土壤,就是在糞坑裡拍蒼蠅,蒼蠅永遠拍不完。在共產黨專制統治的情況下,反腐敗經常就是政治鬥爭、政治清洗、集權專制,搞的黨政軍領導人心惶惶。許多黨政領導秉持「不干事,也不出事」的原則,選擇躺平不作為,經濟社會發展被耽誤,這種荒唐的局面應當徹底改革了。

溫家寶總理說:「制度環境決定腐敗的程度。只有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民主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建立民主選舉、人民監督、媒體監督、制度監管、權力向人民負責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源上預防腐敗。現在的權力體系缺乏民主選舉,權力自上而下,官員升遷如同買官賣官,腐敗必然嚴重泛濫。只有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環境,從制度上保障權力來源於人民,依靠人民和制度監督官員,才能根治普遍的腐敗問題。

北京學者說:反腐敗必須擺脫人治,讓貪官調查貪官,反腐敗就如同笑話。反腐敗必須擺脫共產黨專制,反腐敗不能是政治鬥爭和集權專制的工具。因此,政府和軍隊反腐敗由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中共中紀委不參与政府和軍隊的反腐敗。在政治體制改革過渡階段,中紀委由黨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共同領導,僅涉及執政黨領導人。建立公正的法治的制度型反腐敗,結束人治型派系鬥爭式反腐敗,儘快結束現在黨政領導集體躺平的荒唐局面。

從根本上解決腐敗問題,一是靠自由民主法治的制度環境,二是反腐敗要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中國的黨政領導在經濟社會建設方面發揮較大作用,所涉及利益非常多,在當今物質主義時代,黨政領導面對的利益誘惑與環境壓迫非常大。由於中國黨政領導隊伍過於龐大,加上過去公務員低工資高福利的慣性,導致官員工資偏低。面對專制體制下陞官買官的腐敗需求,面對物質主義的生活壓力,這必然導致大量腐敗。逼著人像清官海瑞一樣清苦,讓人在買官賣官的專制體制下不腐敗,這是違反人性的。可以說,黨政軍腐敗的最大問題就出在黨中央,但黨中央又以反腐敗的恐懼威懾黨政軍領導,這就等於讓人踩著糞坑又不允許人身上有臭味,這是蠻不講理的專制暴政。

解決腐敗問題,我們有兩條建議,一是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加強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建立消除買官賣官和權力尋租的制度環境;二是提高官員工資收入,實行高薪養廉,同時加強制度化反腐敗機制,讓反腐敗更符合人性和社會現實。我們建議,公務員減少一半,福利變工資,工資提高一倍或更多。官員數量減少,部分福利和公務開支變成工資,官員工資可以提升兩倍或更多。比如,取消公務車和司機,直接變成領導工資。涉及重大權力與利益的領導,實行高薪養廉。比如,國家級領導年薪500萬~1000萬元,省部級領導年薪150萬~500萬元,廳局級領導年薪80萬~150萬元,縣處級領導年薪40萬~80萬元。

與腐敗金額及浪費金額相比,高薪養廉加制度化反腐敗是社會成本最低的。對經濟社會全面發展來說,激勵措施良好的高薪養廉是低成本高效益的國家投資。官員工資包括基礎工資+績效工資,績效工資的考核包括政績、政務、人民評價、清廉程度、重要事務處理。政績突出、人民評價高的清廉官員,可以給予超額獎勵。反之,則扣減績效工資。比如,縣長年薪40萬元,基礎工資是20萬元,績效工資是20萬元。如果政績較差、玩忽職守、弄虛作假、涉及腐敗、重大事故涉及責任,則績效工資可以清零。如果政績很好、真抓實幹、作風清廉、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績效工資可以翻倍,總年薪升至60萬。如果政績在全省領先、人民群眾評價很高,總年薪可以升至80萬。國家設立優秀縣市領導大獎,對於政績突出且人民群眾評價較高的縣市領導,再給予百萬獎金。

溫家寶總理說:「從人性而言,高薪養廉+公開透明的監管機制,可以有效的降低腐敗,減少社會的腐敗損失和浪費損失,這對國家發展是非常有益的。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民主選舉和民主監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依靠腐敗陞官,杜絕實際隱藏的各種買官賣官行為。涉及組織選拔的官員,要進行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加強公推公選,接受各界監督,以民主選拔機制杜絕各種途徑的腐敗陞官。軍隊升遷要建立公開公正透明的考核,全體官兵參与推薦推選,接受公開監督,以民主選拔和民主監督杜絕花錢買官,將軍隊升遷變成按照功績和能力升遷。通過公正透明的制度機制,才能安定官心和軍心,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強化軍隊作戰能力。

(2)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

北京學者說:目前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兩大問題,一是缺乏自由法治的環境,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制約經濟發展活力,人為的給經濟社會發展製造枷鎖,還導致權力與金錢相結合大量掠奪財富;二是中國超低生育率導致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摧毀中國經濟的長期發展能力,斷送中國崛起的未來。

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低落,一是因為人口形勢持續惡化,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人口紅利已經消耗殆盡,低生育率與老齡化的經濟社會危機正在持續爆發;二是政治經濟社會的改革停滯與管制強化,自由與法治出現倒退,產權和企業自主經營缺乏保障,導致企業家和資本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導致外資撤資和企業家出逃,導致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下滑。

權力欺壓和掠奪民營企業家的典型是河北孫大午案。孫大午在1985年創立大午農牧集團,1995年成為中國民營企業五百強之一。孫大午支持憲政民主,結識自由派知識分子,同時信仰儒家學說和共同富裕的共產主義理想。孫大午獨創「私企立憲」,公司實施「私有,共治,共享」,與員工一起共治共享企業,就像私人企業的共產主義,為員工提供接近免費的醫療,為員工孩子教育提供大力支持。但孫大午不願向權力諂媚,導致孫大午與當地政府關係十分僵化,當地官員長期給孫大午穿小鞋、使絆子。

2020年11月,孫大午家人及公司高管等28人被河北警方暴力逮捕。2021年7月,高碑店市法院以專制方式強行判決孫大午有期徒刑18年。2022年4月,高碑店市法院將估值百億元的大午集團以6.861億人民幣強行非法賤賣給權貴企業。一個愛國愛民的理想主義的著名企業家,不僅最終被專制統治暴政剝奪的一無所有,還身陷牢獄18年。令無數中國民營企業家心寒、恐懼、憤怒、絕望,乃至逃離中國。

2020年,過度防疫導致政治對經濟社會管控嚴重加大,加上政策強調「內循環」和「共同富裕」,讓很多企業家認為是閉關鎖國和掠奪私有產權,導致企業家恐慌。2021年8月,中央高調強調「共同富裕」,同時對互聯網、房地產等行業集中整頓,導致民營企業家更加恐慌。2022年的上海封城和全國更加嚴格的疫情管控,讓民眾和企業家更加恐慌集權專制的加劇。於是,2021年後,逃出中國的「潤學」爆紅,年輕人「躺平」文化流行,大量企業家移居海外,從中美洲走線到美國的中國人數量暴增。隨後外資信心也大幅下降,2023年大量外資撤離中國,很多外資討論撤離中國。

目前,由於專制體制與人口危機的雙重因素,經濟發展危機最嚴峻的是東北。一是因為東北的自由開放法治的環境更薄弱,民營經濟發展能力較弱。二是因為近三十年東北在所有省份中的生育率最低,經濟發展能力低下又加劇人口流失,導致東北提前面臨老齡化危機。日本從1960年代開始陷入低生育率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從1990年代開始一蹶不振。中國由於強制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導致中國提前面臨超低生育率、超級老齡化和人口大崩潰,讓中國成為第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東北更是提前「未富先老」,經濟發展率先出現又老又窮的悲慘命運。

溫家寶總理說:「沒有自由民主法治,自上而下的專制權力體系就會僵化,各種自由限制和侵犯產權就會扼殺經濟活力,錢權結合就會壟斷經濟社會的諸多方面,共同摧毀經濟社會發展的信心與生命力。東北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惡化,僵化的政治經濟體制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東南沿海經濟發展,有更早改革開放所創造的自由法治的市場經濟環境,比東北更加自由、開放、法治、開明、民主、透明、產權明確,進而吸引更多資本、人才、勞動力流入東南沿海。中國近十幾年經濟發展形勢低迷,除了人口形勢和發展階段,重要原因是改革開放的停滯及自由法治的倒退,企業家、資本、人才等缺乏信心、希望與安全感,很多地方黨政領導選擇躺平不作為。

北京學者說:從哲學的高度來看,經濟有兩個大循環,一是生產創造與消費需求的循環,二是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循環。如果沒有生產力的持續發展,消費就難以長期提升。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如高房價、國企壟斷),民眾收入不足、購買力不足、消費不足,生產力潛能就無法得到有效發揮,甚至引發產能過剩的經濟危機。如果人口再生產不可持續,物質再生產也終將不可持續,因為經濟的本質就是人的生產創造服務於人的消費需求及其引發的一系列活動。如果權力和資本掠奪太多,經濟社會與思想文化機制破壞生育(如女權主義、女性過度參与就業),就會損害人口再生產,引髮長期經濟發展危機。對中國來說,民眾收入不足和低生育率危機,就是中國經濟的最大問題。

道德經》說:「治大國若烹小鮮。」權力對經濟發展的最大貢獻就是做好守門人,建立自由公正法治的規則制度,提供好基礎設施服務,做好社會保障工作,彌補市場不足的地方,然後就是權力自律、無為而治、不亂干涉。近十幾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就是專制統治之下的最高權力採用文革化的方式粗暴干涉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停滯和自由民主法治的倒退讓企業家失去信心與安全感,國企壟斷、國進民退等擠壓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因此,推動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減少權力干涉和權力尋租,促進自由民主法治發展,推動民營經濟發展和居民收入增長,才能扭轉專制權力對經濟民生的損害。

溫家寶總理說:「中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形勢下滑,企業家信心下降,與黨政分離原則和民主科學決策的倒退密切相關。黨中央負責戰略規劃,國務院負責政務,各自科學決策,形成權力制衡。但近十幾年來,黨中央以各種小組架空國務院權力,黨中央直接指揮國務院,黨中央直接代替國務院,科學決策機制弱化,權力制衡機制弱化。解決中國經濟發展危機,就要解決權力缺乏制衡的政治體制根源,推動黨政分離、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強化國務院自主的民主科學決策,強化全國人大的最高權力機關職能,推動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獨立司法職能,推動言論自由之下的人民監督和媒體監督,形成行政、立法、司法、媒體等對黨中央的權力制衡,避免權力失去制衡的集權專制災難,以民主科學決策代替個人主觀決策。

近十幾年來,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都被溫家寶總理的警告所驗證。事實證明,中國經濟社會危機的制度根源就是政治體制問題。因此,拯救中國經濟社會的未來,一是推動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全面改革發展,以自由民主法治取代集權專制,以分權制衡取代權力失去制衡的災難,以有活力的制度機制挽救經濟社會發展活力;二是通過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面改革,挽救經濟民生壓力,拯救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挽救超低生育率危機,拯救中華民族嚴峻的可持續發展危機。

(3)適應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

北京學者說:從全球共產主義運動來看,馬列主義左派專制統治嚴重侵犯人的自然權利,嚴重壓迫思想言論自由,導致人的權利與利益嚴重受損,導致愚蠢與謬論嚴重泛濫,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西方左派自由主義不區分天使的自由和魔鬼的自由,打倒約束人性之惡的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道德價值觀,釋放自私、貪婪、任性、放縱、傲慢、自負等人性之惡的魔鬼,導致道德墮落和文明秩序解體,嚴重破壞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因此,中國推行政治體制改革,建立自由民主制度,必須警惕從馬列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走向自由主義左派的巨大陷阱。

左宗棠說,「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思想文化價值觀的認知錯亂,這是國家與文明自我毀滅的開始。近代以來,思想錯亂基本都起源於傲慢自負的愚蠢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政治經濟左派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政治經濟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與民生高壓力的歷史根源。胡適、魯迅、柏楊等思想文化左派知識分子,對中國近百年的思想文化造成嚴重誤導,這是當今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損毀、道德墮落與超低生育率危機的歷史根源。左派知識分子誤導中國,其罪惡罄竹難書,其危害斷送中華文明【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未來。中華民族的巨大危險是,馬列主義政治左派的深重危害還沒有結束,自由主義文化左派的毀滅級危害已經開始。結束左派毀滅中華,就是拯救中華民族最緊迫的任務。

馬列主義左派是破壞政治經濟,這比較容易恢復。自由主義左派是毀滅文化,直接摧毀民族和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自由主義左派比馬列主義左派的危害更大。自由是天使與魔鬼的混合體,既有天理良知的自由,也有人性之惡的自由。自由不是沒有約束,而是恰當自律之下的自主,人性之惡的自由不是自由權利。符合天理良知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天理良知就是自由的最高法規。謬論的自由是虛假的自由,認識真理是自由的保障。真正科學的可持續發展的自由制度是保障天理良知的自由,遏制人性之惡的自由。

由於自私、貪婪、傲慢、自負、任性、固執、狹隘等人性之惡,絕大多數人的思維被人性之惡囚禁在井底,很多人的思維變了井底之蛙的局部思維,進而導致謬論泛濫。聖賢先知以光明良知克服人性之惡對思維的綁架,站在大歷史時空思考天地萬物之理而擺脫局部思維的謬論,聖賢先知以天理良知的大歷史時空思維模式獲得真理的智慧。因此,聖賢先知才能資格制定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維持民族與文明的可持續發展,進而成為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真正的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是聖賢先知的智慧,而不是人性之惡、專制統治、強權暴力等留下的歷史糟粕。在當今各種思想謬論泛濫的時代,必然讓聖賢先知重新引導思想文化道德價值觀,才能給靈魂和文明做出最佳指引。

無論是普通人,還是專制統治者,絕大多數人都不喜歡真理。首先,真理是符合邏輯的深遠認識,不同於人的膚淺認知,承認真理就往往是否定自己的膚淺認知,傲慢、自負、虛榮、頑固、狹隘等人性之惡的情緒讓人厭惡真理。第二,認識真理需要天理良知克服人性之惡的井底之蛙思維,人的品德不足就會導致智慧不足,也即人性之惡蒙蔽良知。第三,真理是以整體長期的視角看問題,真理往往與短視的局部利益相衝突,導致普通人和專制統治者都不喜歡真理,經常是聖賢先知在孤獨的堅守真理。第四,左派打著自由、解放、平等、進步、博愛、民主、多元、包容等道德旗號,推廣各種左派思想,很容易誤導人心。同時,堅守聖賢先知所發現的真理,卻被左派污衊為落後的保守主義。傳播謬論成為時髦,堅守真理成為保守。人心被誤導,文化被破壞,道德被解體,文明被摧毀。

人不僅經常不喜歡真理,連真話都難以接受,經常是痛恨真話。所以中國古語說「真言逆耳」,人幾乎天生不喜歡聽真話,而是喜歡聽假話。越是騙人的謊言,越是違背真理的謬論,就越能得到傳播與認可。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到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再到現在的互聯網時代,無論自由制度還是專制制度,真理一直失敗,謬論一直橫行,各種左派思想一直泛濫,導致中國近百年的諸多悲哀,這是絕大多數人的愚昧無知及人性之惡所導致的。

中國從1915年「新文化運動」,左派就開始通過言論自由禍害中華,導致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一系列危機。現代西方文明的危機,同樣也是左派通過言論自由而傳播謬論,導致文化解體、道德墮落、低生育率危機,再通過引進黑人,徹底顛覆西方文明。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如果處理不慎,就會導致民族、國家與文明的巨大災難,甚至是毀滅性的危機。現在,無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網路博主,他們都能打著言論自由的旗號,通過誤導人心而獲利,這遠比貪污腐敗、殺人放火等刑事犯罪對社會的危害更大,因為這直接破壞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文化根基。

言論自由可以讓真理獲得自由,也讓謬論獲得自由,經常是謬論更泛濫,這是人的愚昧無知與人性之惡所決定的。專制讓真理沒有傳播的自由,同時又傳播專制的謬論,因而專制讓真理更失敗。無論是自由社會,還是專制社會,真理經常被逆向淘汰。解決真理與言論自由的逆向淘汰困境,必須由堅守天理良知的聖賢守衛真理,讓天理良知駐守靈魂。儒家思想的標準就是「天理良知」,「陽明心學」以「天理良知」為思想言行的標準。因此,要讓真理獲勝,必須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的儒家思想作為思想文化教育主導,讓思想言行堅守「天理良知」的「陽明心學」成為社會主流思想文化。

推進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放開思想言論自由,必須找到真理中道,才能避免中華民族再次在陰溝裡翻船。從政治來看,儒家的「賢能民主」以制度機制和思想文化共同遏制權力的人性之惡,以共和制的賢能治國實現最大的仁政,就是自由民主制度的真理中道。從經濟來看,儒家的「義利合一」禁止權力和資本沒有仁義的自私最大化,將利益和道義結合起來,防止權力和資本掠奪性的攫取利益,就是經濟民生的真理中道。從思想文化和言論自由來看,儒家的「天理良知」將科學性與神聖性結合起來,讓靈魂和文明發展實現「止於至善」,就是思想文化的標準和言論自由的真理中道。儒家切中真理中道,這是因為儒家思想以天理良知為標準,研究天地人神萬物萬靈之理,實現科學性與神聖性的偉大統一,以達「止於至善」的最偉大目標。《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周易》《尚書》《傳習錄》等儒家經典,都深刻體現了來自「天理良知」的偉大智慧。

中國建立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言論自由制度,既要有真理與真話的自由,又要有對謬論與謠言的限制。否則,各種思想謬論泛濫,就會摧毀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導致毀滅國家與文明的制度陷阱,就會摧毀民族、國家與文明的未來。因此,建議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宣部)改為「思想文化宣傳部」(簡稱「文宣部」),歸屬「資政院」和國務院領導。互聯網、媒體、出版、教育、文化等,都應歸屬國務院領導,都由「資政院」進行指導。「資政院」彙集德才兼備的聖賢先知級學者,領導規劃民族與國家的大戰略,探尋國家與文明的發展方向,奠定民族與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文化根基,引導教育、文化與思想輿論的正確方向。

近年來,黨中央以專制方式粗暴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把討論中央決策當作「妄議中央」,導致目前中國的言論自由限制僅次於「文革」時期,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二最嚴重的專制暴政。真理是越辯越明,批評黨中央就是讓黨中央兼聽則明,而不是陷入偏聽偏信和獨裁專制的愚蠢。黨中央企圖封鎖互聯網,嚴控網路翻牆,打擊說真話的人,就會讓人更加聯想到文革化、朝鮮化,進一步激發恐懼、絕望、躺平、出逃,反擊,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將進一步惡化,繼而更加危害政權安全。實際上,思想言論管的越嚴,人民越憤怒,政權越不穩定。讓人民罵一頓,人民怒火消一些,反而有利於政權安全。打擊真話,封鎖真相,數據造假,妄圖以宣傳「中國經濟光明論」欺騙民眾,只能進一步加劇不信任,導致人民對政權的信任崩塌。

實際上,試圖以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來維護中共政權,試圖以專制暴政維護中共長期統治,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非常有害的,嚴重禍害中華民族,也讓中共領導人罪惡深重,最終遭到歷史、人民與神明的審判。建設「賢能民主」的科學制度,建立「義利合一」的民生經濟,建立「天理良知」為指導的思想文化與言論自由,才能得到人民的真心擁護,才能符合歷史的長期選擇,才能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以仁政的方式建立長期穩定的政權,這才是造福國家和人民的偉大選擇,也是中共領導人造福自己和無愧歷史的偉大選擇。

溫家寶總理說:「從歷史來看,言論自由制度確實是關乎國家與文明的命運。如何讓真理得到自由傳播,如何讓有害謬論被限制,這才是真正負責任的言論自由。絕對自由放任的言論自由,任由危害文明可持續發展的思想謬論泛濫,這是嚴重不負責任。為了維護專制統治而嚴厲限制思想言論出版自由,這是不道德的,也是嚴重有害的。目前,嚴厲限制思想言論自由,已經嚴重阻礙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導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一系列矛盾。人民的民主權利被限制,民主決策難以推進,民主監督和媒體監督淪為空談,錯誤政策得不到糾正,嚴重損害黨和國家的事業。儘快放開思想言論出版自由,讓人民的聲音發出來,讓學者的智慧釋放出來,才能解決當今中國的一系列問題與危機。

北京學者說:我有一位很有智慧潛力的學生,因為網上發表文章,被政治警察和國安警察威脅恐嚇,連在國內無法出版的書稿都被警察強制刪除。他非常傷心絕望,憤怒的出國了,再也不願待在專制的電子監獄高牆之內。他寧願在干體力活,也不願在國內做體面的工作,等於是中共專制環境毀掉了一個很有潛力的思想人才。我的思想也是遲遲無法發布出來,不少學者朋友積累了多本書稿都無法出版。我為我感到可悲,我為我的學生感到可悲,我為千萬學子感到可悲,希望中國儘快結束這個歷史級的大悲劇。給智慧以自由,給國家以希望,為人類文明帶來智慧的光芒,但願這智慧的光芒不再被專制統治的烏雲所遮蔽。

結語:關於本文的說明

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的作者北京愛國學者拜訪溫家寶總理,所談話題主要是政治體制改革,其次是經濟與人口問題,溫家寶允許發布他想要表達的相應思想觀念。其他方面是學者後續集體討論所增加內容,因為學者的書稿無法出版,思想也無法在網上發表,只好藉此表達一些拯救中華民族未來的重要觀念。本文等於是溫家寶總理觀念與學者集體思想的混合體,未經溫家寶最後審閱。與溫家寶觀念不一致的部分,溫家寶所要表達觀念之外的部分,僅代表學者觀念。由於本文後續加了很多學者集體討論的觀念,溫家寶總理並未看到,敬請中央辦公廳或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把此文《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完整的轉交給溫家寶總理及家人。

關於溫家寶全家在3月1日起被軟禁的傳聞,是否因中央決策議事協調機構的事被報復,溫家寶總理沒有正面回答。在北京資深學者拜訪的時候,溫家寶孫輩孩子出國留學工作的事情仍然沒有實現(護照被沒收),早已經開學的孩子仍未能返回學校,活潑的青少年孫輩卻被關在家裡,溫家寶家人的自由權利仍受限制。我們呼籲,黨內有不同意見是正常的自由權利,政治分歧不能把家人孩子當作人質。否則,這跟流氓政治沒有區別了。希望全國黨政軍民關注溫家寶總理全家的自由與安危,讓心懷人民的心也得到黨政軍民關懷的溫暖。

中華民族到了和平時期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命運到了大轉折的危急時刻,中國共產黨和黨中央也到了大抉擇的關鍵時刻。思想決定命運,文化決定靈魂,制度決定興衰。請中央辦公廳將此文《中國到了大崩潰危急時刻,溫家寶提出大和解改革方案,習近平面臨歷史大抉擇》轉交給黨中央領導、黨政軍高層領導、各位元老及紅色家族,然後商議挽救中華民族的未來,推進中國全面改革發展。同時,建議將此文轉交給的母親齊心,希望習近平總書記回歸父親習仲勛的改革開放路線,停止毛澤東的「文革」黑暗專制路線,還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希望。由於本文學者缺乏對習近平總書記及其他中央領導的直接交流,本文難免有存在誤解或偏頗的地方,不足之處敬請諒解,在此表達我們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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