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急需!澳洲轉機出現
隨著澳大利亞兩個關鍵出口商品價格的分化,商品市場出現了輪換,放棄了對鐵礦石的熱愛,轉而投入到銅的懷抱。
最近銅價一直飆升,達到一年來的最高點。
這一上漲受到中國礦山和冶鍊廠供應擔憂以及對能源轉型和蓬勃發展的人工智慧領域金屬需求激增的樂觀情緒的推動。
而澳大利亞上一財年出口了122.7億澳元的銅。
越來越多的市場評論員預測,由於電動車、太陽能和風力發電需求的改善,銅的漲勢將延續到明年。
大興的人工智慧領域也將推動需求,因為銅被用於在美國和全球的數據中心內部以及向數據中心分配電力。
與鐵礦石相比,銅的漲勢對澳元的影響更大,因為這種基本金屬越來越被視為經濟增長的指標,特別是在中國。
高盛同樣看漲,宣布「現在是銅的時代」,因為供應風險持續增加。
那是不是大宗商品的牛市要開始了?今天,我們就來一探究竟。
銅的定價
近期銅價大幅上揚,先來看看銅精礦是如何定價的。
歷史可劃分為三大時期,以揭示定價機制的演變。
首先,20世紀30年代以前,市場主要由廠商主導定價。
在這一時期,西方世界普遍遵循自由市場經濟原則,商品價格根據市場供需關係進行調整。
然而,有色金屬的生產大多由少數幾家大型廠商控制,因此其價格基本不受下游企業和消費者的影響。
隨後,從20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政府開始介入定價過程。
這一時期的國際環境動蕩不安,嚴重干擾了市場的供需平衡。
為了應對這一挑戰,各國政府開始干預市場經濟,從而影響銅價的形成。
最後,自20世紀50年代至今,定價機制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即期貨市場定價佔據主導地位。
隨著倫敦金屬交易所(LME)和紐約商品交易所(COMEX)影響力的日益增強,期貨市場定價已經成為生產經營者在制定決策時的重要參考。
銅價的影響因素
由下圖可見,銅精礦的價格自2009以來從未跌破2美元/磅大關。
全球銅精礦的生產呈現出顯著的集中性,而這種集中性導致的供給缺口則為銅價提供了支撐。
據統計,近年來全球銅精礦的產量一直維持在約2000萬金屬噸的水平,主要生產國包括智利、秘魯、中國、剛果(金)、美國和澳大利亞,這六個國家的產量合計佔據了全球總產量的65.4%,顯示出較高的生產集中度。
自2020年以來,智利和秘魯因受到國內環保法案、疫情封國政策以及工人大規模罷工等多重因素影響,導致銅產量出現下滑,這種產量缺口進一步支撐了銅價的穩定。
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銅消費出現縮減趨勢,而亞洲經濟體在消費層面對銅價的影響力逐漸增強。
自21世紀以來,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全球範圍內重塑了銅資源的供需結構,使得全球銅消費呈現出向亞洲轉移的特點。
至2019年,亞洲地區的銅礦消費量已佔全球總量的71%。
隨著歐美髮達國家和地區銅消費量的逐步下滑,它們在銅價消費端的影響力逐漸減弱。
相反,新興經濟體的銅礦需求量持續增長,進一步提升了亞洲銅消費市場在銅價形成中的作用。
雖然銅的產地已經相對集中,然後全球銅冶鍊產能主要集中在中國。
據國際銅研究組織(ICSG)數據,2020年,全球冶鍊銅產量2110萬噸,中國占近50%,全球精鍊銅產量2450萬噸,中國佔41%。
中國作為全球精鍊銅的最大消費國,市場需求極為旺盛。
據統計,2021年中國銅精礦的消費量佔全球總量的60.5%。
即便中國同時是精鍊銅的最大生產國,其龐大的消費市場仍導致精鍊銅的進出口貿易存在明顯的逆差,每年約達到300萬噸的貿易逆差額。
因此,中國的精鍊銅消費對國際精鍊銅市場及國際銅價具有顯著影響。
所以銅的需求端重點關注來自於中國的需求。
大宗商品的牛市真的來了嗎?
從價格觀察,3月13日銅價突破前期盤整的重要關口。那麼銅價真的要轉強了嗎?
筆者認為,銅價的上漲主要是反應了美國2月PPI數據大幅超預期(3月14日公布PPI),而市場正在定價滯脹的結果。
從我們的切身感受來說,我們看到了食品的漲價,例如肉類,雞蛋等,但是大宗商品的黃豆,小麥,玉米卻再跌跌不休。
看到了能源的漲價,例如加油站的油價,但是原油,天然氣的價格早已回到了2018,2021年的價格。
看到了基礎金屬之王的銅在漲價,但是其他的基礎金屬,鉛、鋅、鎳、錫、鋁的價格都仍在弱勢橫盤震蕩。
銅在黃金,原油的價格帶動下,也出現了突破走勢,而這不過是我們在過去的文章中提到的基欽周期中的補庫存階段。
而我們也提到本次或許是歷史上最弱的一次補庫存,但是再弱的周期一樣可以帶動初級原材料的價格的反彈。
但是對於商品的牛市而言,筆者認為不會出現。
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對澳洲經濟產生了複雜的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存在挑戰。
從積極方面來看,由於澳洲是許多大宗商品的主要出口國,如礦產品和農產品等,價格上漲顯著增加了企業的出口收益,對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此外,商品價格的上漲也提高了相關產業的投資回報率,促進了礦業、農業等行業的投資增加,進一步刺激了經濟活動。
這些積極因素有望推動澳洲經濟的持續發展。
然而,挑戰同樣不可忽視。
首先,商品價格上漲可能導致消費品價格上升,進而引發通脹壓力,對居民消費和企業投資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請參考文章『反轉!澳洲,大通脹時代來了!』其次,出口收益的增加可能擴大澳洲的貿易順差,會有利於澳元匯率的走強。
最後,商品價格上漲可能加劇礦業等商品出口行業與服務業之間的結構性失衡。
面對這些挑戰,政府需要通過宏觀調控政策來平衡經濟增長、通脹控制、產業結構調整等目標。政府需要採取適當的措施,最大限度地發揮商品價格上漲的積極效應,同時控制其負面影響。但是澳洲自身經濟結構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相同,高企的粘性通脹與反彈的彈性通脹,高利率高通脹時代面貌越來越清晰。
3月19日澳洲央行議息會議,聯儲主席Michelle Bullock再次強調通脹仍然高企,通脹的抗爭尚未結束。若要考慮降息,需要更多對通脹的信心。
並表示CPI仍大致有望達到預期目標(2025年2-3%,長期2%通脹目標)。
筆者認為短期(3-5年)內難以回到2%的通脹目標。
與美國相同,澳洲同樣已經陷入滯脹,澳洲央行的決策升息升太晚,從而導致降息降太晚,已經讓整個實體經濟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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