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要對不生孩子的人收稅了，但大概率沒啥用
▲2025年5月5日，日本宮城東松島市，市民在兒童節活動中舉起孩子留影 圖/視覺中國
高齡少子化已經成為日本社會迫在眉睫的危機，儘管近十年來日本政府一再呼籲並已出台各種政策，但均未能有效扭轉這一趨勢。將從2026年4月開始實施的育兒支援金政策招致諸多非議，引發日本國民對生育環境和社會不公的再思考。在自民黨腐敗醜聞和日本生活成本持續走高引發國民日益不滿的當下，該政策恐不僅對即將到來的參議院選情助益甚微，亦難從根本上遏制生育率的頹勢。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特約撰稿 華浩男
編輯 / 李屾淼 [email protected]
作為全球經濟大國，日本社會長期面臨嚴重的高齡少子化危機。儘管這是發達國家所共同面臨的難題，但對日本而言尤為艱難。據厚生勞動省的統計，日本在2024年的新出生人口僅有68.6萬，較前年減少4.1萬。這也是自1899年實行人口普查以來，日本新生人口總數首次低於70萬，總和生育率跌破1.15。
與此同時，日本65歲以上的人口已增至3624萬，佔總人口的29.3%，75歲以上人口則高達2078萬，佔總人口的16.8%，社會福利和政府的治理壓力空前加劇。
照此趨勢，日本政府擔憂該國將陷入嚴峻的萎縮危機，故而將本世紀20年代剩餘的5年視作挽救日本社會的最後窗口期。為此，日本政府在近十年內出台了各種生育保障政策。
「兒童·育兒支援金」作為日本政府所倚仗的基本手段之一出台，但因其在機制上需向全體國民徵收款項用於補助育兒家庭，因此也被不少網民詬病為「單身稅」。
即使承受巨大的社會質疑和在野黨的壓力，自民黨政府恐怕也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這些保障措施在日益攀升的生活成本面前，也只能陷入杯水車薪的窘境。
另外，由於自民黨層出不窮的腐敗醜聞和執政失能，育兒支援金的出現只能徒增民眾的不滿，進一步衝擊自民黨的執政基礎，在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中，為日本政治增添更多不確定性。
這不是稅，只是要你交錢而已
育兒支援金並非突發奇想的產物。早在2012年民主黨的野田佳彥政府時期，經由民主黨、自民黨、公民黨三黨合意，日本國會就通過了《兒童·育兒支援法》，旨在應對少子化危機，規定了對育兒家庭進行一定的保障和補貼。2024年6月5日，作為前任岸田文雄政府「異次元少子化對策」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對該法進行了修訂，用以擴大補貼資金的來源和補貼對象的範圍。
在計劃中，日本政府將整體的補貼規模設定為3.6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790億元）。其中，1.1萬億來自政府對社會福利保障方面年度支出的改革與開源節流，1.5萬億來自對既定預算的騰挪，還有1萬億則是面向廣大國民徵收的支援金——這也是最引發爭議的部分。
為了徵收支援金，日本政府將採取與既有保險捆綁的方式，對全體日本國民及持有中長期居留資格的外國人進行徵收。這有兩方面的考慮：一則是社保與醫保的社會覆蓋面較廣，有利於日本政府將儘可能多的人納入徵收範圍；二則設立新的稅種將在立法層面遭遇層層阻力，這對當前的少數派政府不利，而單單採取提高既有保險費金額的方式，處理起來相對靈活，也能降低一部分國民的抵觸情緒。
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難掩「稅」的實質。
援助金的徵收數額依據被徵收者的收入、繳納年份、保險種類等因素而異，經由複雜的計算得出。例如在2028年度，如果被徵收者是加入被用者保險（雇傭保險）、年收入為2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萬元）的公司職員，則需按月徵收350日元（約合人民幣18元）支援金；如果被徵收者是加入國民健康保險、年收入為200萬日元的個體戶等人員，則需按月徵收250日元（約合人民幣12元）支援金，相對較低。
當然，對於公務員等群體，由於所加入的保險類別不同，所徵收的數額也會有所變化。同時，日本政府也在積極考慮對低收入群體、高齡群體等減免一部分徵收額。
依照設想，這些支援金將被用於以下數個領域：（1）強化面向兒童的補貼。具體包括：撤銷原有的對家庭收入的限制；補貼對象從初中生延長至高中生；對三胎以後的孩子進行每月3萬日元的補貼等。
（2）鼓勵生育，對孕產婦進行補貼，包括對孕產婦和每個胎兒的各5萬日元。
（3）鼓勵0~3歲的幼兒被送入保育園託管照料。原先此項制度將優先考慮雙職工家庭，如今則允許任何家庭在一定的時間限額下進行託管，利於其尋求工作機會。
（4）設立產後休假補助金。父母雙方均可進行14天以上的育兒假期並獲得補助，疊加既有的育兒休假補助金相當於可彌補全額收入損失，但該制度最長只能維持28天。
（5）設立育兒縮短就業補助金，用以補償因撫育2歲以下幼兒導致工時縮短引起的收入減少。
（6）免除撫育1歲以下幼兒的個體戶、自由職業者的國民年金。
無法支援的支援金
「兒童·育兒支援金」看上去徵收數額並不大，但它是日本人一系列稅負的其中之一。
一方面，日本政府經年累月地提高消費稅，已達物價的10%，這是對低收入群體的掠奪；另一方面，日本的企業則不斷通過以非正式僱員替代正式僱員的形式，使國民在收入和社會福利上的保障缺位，以此形成了國家與企業的「雙重掠奪」。
儘管在紙面數據上日本的收入和就業率一片大好，但考慮到近年的日元貶值和輸入型通脹，普通人的實際購買力反而有所下降，年輕人更難負擔結婚和生育的成本。
在此背景下，出台支援金的徵收方式和補貼制度不難發現，日本政府將全體國民視為資金來源，卻只有育兒家庭才能受用，因此不少人揶揄此項政策為「單身稅」。儘管「無孩稅」的提法要比「單身稅」更為貼切——因為那些結婚而無子，或孩子已成年的家庭也需負擔這筆費用——但這對單身青年群體的觸怒顯然更加明顯。
招致非議的原因非常簡單。正如所有回顧平成史（1989年-2019年）的學者都會論述的，當前二三十歲的年輕人大多是出生於經濟泡沫破裂后的「就業冰河時期」，從出生起他們便須承受社會經濟不景氣所帶來的壓力，從而壓制了他們對結婚和生育的想法。因此，唯有進一步改善社會福利、提振經濟和收入水平，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少子化問題。但是，日本政府長期以來顯然沒有做到這一點。
一些網民開始抨擊日本政府的無能，抱怨日本當前的苛捐雜稅已經足夠繁重，無論是消費稅、汽車重量稅、不動產取得稅、固定資產稅、所得稅，還是各類保險，都給民眾生活帶來壓力。
如今，日本國民的稅務和社會保障負擔率已經高達47%，相當一部分育齡青年本就難以負擔育兒成本，選擇育兒的反而是相對寬裕的那一批。育兒支援金的出現，搞不好是「劫貧濟富」。連兒童政策擔當大臣三原順子自己也承認，該項制度並沒有給全體國民帶來好處，存在可優化的空間。
民怨之下的育兒支援金也未必能實現政策的初衷。根據日本政府的估算，即使將現有的補貼與支援金合計，每個孩子從出生到高中畢業所能獲得的也不過是35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7.5萬元），而要把孩子養這麼大，各個家庭則至少需要付出上千萬日元的成本。換言之，如果為了獲得微薄的育兒援助金去生育孩子，反而會增加家庭支出的缺口，這筆「支援金」完全起不到援助的作用。
專門研究育兒和少子化問題的京都大學教授柴田悠也指出，如果依靠當前的補貼政策，出生率至多提高0.1，不能帶來根本性的改變。
對此，石破茂政府也束手無策。在面對日本維新會代表前原誠司的國會質詢時，石破茂也無法就補貼來源和政策效益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只能強調日本對育兒的支持位於發達國家前列。然而，這種虛名和進一步向國民抽血的做法，恐怕難以解決實際問題。
▲2025年5月23日，東京，日本首相石破茂視察一家兒童餐廳時收到顧客贈送的畫像 圖/視覺中國
「單身稅」不曾有用過
日本育兒支援金還要等到2026年4月才生效，其有效性和連鎖反應仍然有待觀察。如果從「單身稅」的角度考慮，歷史上並非沒有類似的制度，部分東歐國家和美國的部分州都可以作為參考——它們的嘗試幾乎都以失敗告終。比如，保加利亞和蘇聯針對無子女成年人的徵稅，並沒有阻止生育率的一路走低。
以往的許多經驗證明，「單身稅」並不能激髮結婚率和出生率，反而可能引發國民的反感和負擔感。
這不禁使人回憶起2018年面對立憲民主黨代表枝野幸男的質詢時，時任首相安倍晉三的一番肺腑之言：「生不生孩子、結不結婚，應當是各自人生的選擇，我們不應對此發表意見。很遺憾我沒有孩子，但每個人都應當在此過程中作出選擇……理想的生育率和實際的生育率的確有差距，但我們也正在為創造一個想生且能生的社會而推行各種政策。」
誠然，日本政府應當考慮的是為民眾創造適宜的環境，而非單方面催婚催生。如今，民眾對於自民黨的失能愈發不滿，在高騰的物價和社會壓力之下，自民黨已經在眾議院和東京都議會選舉中連挫兩陣，引發其喪失執政地位的擔憂，對育兒支援金的熱議，也將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接下來的參議院選舉。
從現實的角度而言，高齡少子化的危機並非換政府就能解決的，終究還是要凝聚日本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共識，從根本上振興經濟，並營造公平、緩和的社會環境，但這在當前的日本恐怕還難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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