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不飽」的焚燒廠開始搶垃圾了
「一旦成為風向，往往缺乏必要的數據論證。」
文｜馮蕊
編輯｜王瀟
7月中旬，河南郊外的某倉庫里，廢棄的紙片、橡膠、碎布散落一地，堆起三四米高的小山。叉車正從中不停地抓取廢棄物，一斗接一斗，投入即將駛向焚燒廠的貨車。
「可以點著的垃圾都收，月需萬噸！」固體廢物回收商袁維超一邊拍視頻，一邊在屏幕上寫道。如今，越來越多生活垃圾焚燒廠向他收購工業廢料，每一筆訂單的需求從三百噸、五百噸飆升到兩千噸。
「到處都開始搶垃圾了。」袁維超說，不久前他在社交平台上看到「垃圾不夠燒」的話題：這些本為了解決「垃圾圍城」問題的焚燒廠，出現了喂不飽爐子的新難題。
當一些人試圖探究垃圾難題的緣由，更多人開始重新思考背後的管理：曾被視為禍害的廢棄，是否可以成為珍貴的資源？那些迅速燃起的建設規劃，能否漸漸慢下，擁有更為遠視、持久的考量？
今年7月，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召開，明確城市發展從大規模增量擴張轉向存量提質為主的新階段。會議指出，城市治理要主動適應形勢變化，轉變發展理念與方式。這為破解「垃圾不夠燒」的困局，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和行動指引。
在山東某焚燒廠，工作人員在操作設備吊運垃圾。圖源新華社
搶垃圾了
袁維超從事固廢回收已有近八年時間。他感受到，搶垃圾的情形從兩年前變得明顯，不斷有焚燒廠找他詢問，「有工業垃圾可以賣嗎？」
在國內，焚燒企業長期只消耗轄區內的生活垃圾。物業委託第三方公司將垃圾運輸到投放點，經處理后再統一進入焚燒廠內。
「現在整個行情都反了。」袁維超笑道，此前工廠產生的垃圾根本沒人收，拉到焚燒廠，對方不僅要求袁維超倒付80元每噸的處置費，還規定一次只能有幾百噸。
結果今年以來，每個月都有四五家焚燒廠，想要和袁維超長期合作，一開口就要2000噸的工業垃圾，「開個價吧，別人多少，我們肯定能給得更高。」
「搶、搶、搶，價格都飆上去了！」山東一家縣城焚燒廠的監事劉強眼看著，區域內的工業廢料，質量好、容易燒的已經達到100元每噸，那些劣質、點不著的也得30、40元每噸，「（價格）沒法再漲了。」劉強忿忿不平，「再貴我可要賠錢哩。」
究其緣由，袁維超感慨，實在是焚燒廠的爐子「吃不飽了」。
在江蘇某縣級市，鄭傑的垃圾焚燒廠有兩台焚燒爐，一天總共能燒880噸垃圾。他算過，從今年開始，每天入廠的生活垃圾只有600噸，不到總負荷的70%。
他忍不住打聽，得知同行面臨著相似的窘境。「我們的項目都是一個個貸款批下來的。」鄭傑感慨，爐子是閑不下來的，每次點爐投放的汽油、柴油都是按噸計算，焚燒爐一年最多停下一兩次進行檢修。「只要看它燒著，每一分鐘都在產生效益。」鄭傑安慰自己。
他見到身邊的每家企業成立了一支拓展垃圾的「精英小組」。為了省下向供應商購買垃圾的高價，他們只得在平台、線下四處打聽，自己搜尋起工業、農業廢料的源頭。
直到今年7月，「垃圾不夠燒」的話題開始在網路發酵。
中城院（北京）環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工程師徐海雲早已關注到這一現象。他擔任住建部城市環境衛生專業委會員的副主任委員，也主持過多地生活垃圾處置項目的規劃。
「在國內，垃圾的生產量與焚燒量總體仍是平衡的。」徐海雲說道，全國垃圾的生產量沒有顯著減少，焚燒的產能也沒有完全飽和。
現象背後，其實是焚燒的產能分佈並不均衡。
徐海雲指出，2010年前，填埋仍是各地處置垃圾的主要方式，但垃圾滲濾液，也就是廢水的排放成為普遍存在的環保問題。隨著垃圾總量不斷增加、焚燒技術成熟，各地開始陸續出現焚燒企業。
尤其在2012年後，住建部、發改委數次發布規劃，對各地焚燒項目的建設作出要求，「適度超前建設與生活垃圾清運量相適應的焚燒處理設施。」
一時間，全國焚燒廠的數量直線增長，從2005年的67座飆升到2024年超過1000家。
「垃圾不夠燒的現象，主要還是分佈在局部地區、部分項目上。」徐海雲說道，許多垃圾焚燒項目仍然保持著正常負荷，甚至滿負荷、超負荷在運轉。
但目前，「不夠燒」的焚燒廠數量難以有精確的統計，多數廠家已經通過搶垃圾等方式填補上產能的缺口。
徐海雲說，那些爐子負荷率低於70%，真正已經影響到正常經營的焚燒企業，大概佔到全國總量的10%。
做大做強的規劃
在徐海雲的觀察中，產能局部失衡的源頭，得追溯到前期的規劃。
他解釋，在國內，九成以上的垃圾焚燒廠採取「特許經營」模式：由政府對項目進行「招商引資」，通過協議將25到30年的經營權，獨家授予中標企業。
這樣的經營模式在各國普遍存在，用以平衡基礎設施建設時的公共責任與市場效益。「一個廠的投資就是5億（元），大的有30多億（元）。」某地垃圾處置項目的負責人田亮說，單靠地方財政很難負擔，長期與獨家的合同就會吸引專業的企業投資。政府能夠在協議中設定嚴格的排放標準、生產要求，來確保項目運行時符合公眾利益。
然而徐海雲發現，建設「一旦成為風向，往往缺乏必要的數據論證」。
某地政府的管理人員目睹，當時在他所在的地區，由於垃圾填埋場數量多，相關部門經常受到批評。監督的壓力之下，上級部門只得指揮全省趕緊把焚燒廠建起來。
「垃圾焚燒項目的前期規劃由政府部門來主導。」徐海雲指出，規劃時，生活垃圾的產生量是與人口總量、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的。在經濟發達的一線城市，垃圾的生產量一般都按照每人每天1公斤來估算。
徐海雲看見，一些縣城在規劃時，沿用了城市數據的統計方式。實際上，農村地區的人均垃圾生產量一般只有0.5公斤每天，甚至只有0.3公斤每天。
在其中部分縣城，存在招商引資的考量。
「數字做大最強，招商就能一步到位，成績更好看了。」一位地方管理部門的人員直言，當地的經濟發展有一定壓力，隨著環保企業的投資不斷進入，能夠迅速地補充財政。
「有的大企業也會跑馬圈地。」田亮見到，沒等政府主導，一些大企業就紛紛主動遞上項目建議書。某地的垃圾生產量估算下來是每天800噸，企業會把生產線擴張到1000、1200甚至1500噸，這樣一來便能在當地佔住市場，「哪怕地區的垃圾量再怎麼增加，其他企業就進不來了。」
更多時候，人們的願景遇上了現實的落差。
2019年，劉強和縣政府簽訂了特許經營的協議。根據統計，當時縣裡的人口是90萬人，每天的垃圾產出量500多噸。
「大家都想著，二三十年裡人總是會越來越多的。」劉強還考慮到，萬一設備壞了需要維修，就按照每天600噸的垃圾量把產線建了起來。
「項目投建前都會有可行性研究報告。」田亮解釋，企業和政府部門都會考慮到遠期垃圾量的增長、停爐檢修等等狀況，產能有適當的盈餘，就能給一些不可控因素留下韌性的空間。
劉強並未料到，縣裡的年輕人每年都在流向周邊的大城市。直到今年，整個縣的人口已經不到70萬，粗略統計下來，每天的垃圾產出量變成了480噸左右。
「別看就少了幾十噸，可是每天都少的！」劉強提高語調，一年過去，廠里就有了兩萬多噸垃圾的缺口。
青海黃南藏族自治州首個鄉村垃圾焚燒爐點火運行。 圖源新華社
挖完了，怎麼辦？
起初劉強沒有太過擔憂。
在焚燒廠與當地政府簽署的特許經營協議中，有一項「垃圾保底處置量」的規定：一旦焚燒廠的垃圾低於保底量后，政府部門會負責尋找和收集垃圾。
劉強記得，縣裡的環衛部門很快找到當地一座已經被封住的垃圾填埋場。上面的封膜被撬開，挖掘機每天從中挖出填埋物，補充到劉強的廠里。
此時，這般做法早已在全國蔓延，初衷不僅僅是解決焚燒廠的難題。
在某一線城市調研時，徐海雲看到政府斥資四五億元開挖當地的填埋場。
原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加快，一些本在城市邊緣的垃圾填埋場已經進入了市區範圍。部分垃圾填埋場還要配套上千萬元的污水處理設施，運營成本高企。
「把填埋場清理掉，就多出了一塊寶貴的土地資源。」徐海雲解釋，舊填埋場開挖後進行生態修復，不僅可以解決甲烷等溫室氣體的排放、消除垃圾滲濾液和塑料的污染。徹底修復后，這塊土地也可以作為城市建設用地。
「其實填埋場中真正可供焚燒廠使用的垃圾，只有30%。」徐海雲說道，這不是解決垃圾問題可持續的措施。
劉強看到，垃圾的焚燒效率和熱值是正相關的，這些從填埋場挖出的垃圾熱值很低，部分陳腐垃圾已經埋了十年以上，可燃燒的部分完全被降解掉了。
他和環衛人員只能分揀出其中可以燒的部分，混合其他助燃的材料一起投到焚燒爐里。「消耗的成本反而更多了。」
剛到一年時，他眼看著整個填埋場已經被挖空。
縣裡也沒了辦法，劉強只得自己找工業廢料。按照規定，由於工業垃圾燃燒時污染物的排放風險更高，需要更加嚴格的焚燒工藝。焚燒企業要合法處置工業固廢，必須通過當地環衛部門的審批。
「得等七八個月的時間。」劉強開始焦慮，何況變更工藝，又要多出10%、20%的支出。
而鄭傑發現，搜尋垃圾也在催生新的矛盾。
鄭傑指出，焚燒企業的主管部門是當地的城管局。「城管局的監管並沒有隨著我們的處境有變化。」在他所在的縣級市，幾乎沒有什麼工業單位，大家只得跨區域找來工業廢料。這些廢料常常經過多家第三方的回收公司轉手，來源難以摸清。
鄭傑遇到過，當隔壁市的工業垃圾被運到本市焚燒廠，城管局的領導責問，我們憑什麼要給別人的垃圾污染買單？這些跨區域的垃圾，會在本地留下飛灰等污染物，不能隨意傾倒，政府要為此付出很高的治理費用。
搶垃圾的情況畢竟不可持續。鄭傑嘆了口氣，哪怕目前的短缺能被補足，「我們還是會面對沒垃圾燒的情況。該怎麼辦？」他感到茫然。
難以擺脫的依賴
劉強這才意識到，自己長期抱著一種「依賴」的想法。
「燒垃圾，這可是一個暴利的行業。」劉強嘀咕，2019年，他和同伴興沖沖地拿著3.5億元投建，正是看中了補貼。2012年，行業主管部門連續頒布文件，確定焚燒廠每發一度電，可以拿到0.65元的國家補貼。
劉強打聽到，地方政府又額外會給每一度電0.15元，這樣一來，每年光靠賣電，就能賺到三四千萬元，「這是一筆巨大的、穩定的錢！」
天津零萌公益發展中心政策研究員謝新源留意，在國內垃圾焚燒企業的收入中，70%左右都來自政府支持，包括髮電補貼，還有每噸垃圾的處置費。剩下30%左右，依靠向市場售電、售蒸汽等方式營收。
劉強坦言，一直以來，每個月廠里精細化的運營成本，「我們還真沒計算過。」
但沒過多久，他便遇到「補貼退坡」的情形。
2020年，財政部、發改委和國家能源局發布通知，生活垃圾焚燒廠享受電價補貼時間約為10年，即在特許經營的后15到20年裡，將不再享受電價國補。
劉強感受到，地方補貼的發放也不再及時，「有時候一年給一百萬（元），有時是二百多萬（元），都給不全了。」
另一頭，管理部門對焚燒同樣有著依賴。
「一旦特許經營的模式中有保底的垃圾量，政府就不能違約，得保證民間的投資能回本。」謝新源在某一線城市調研時，當地的城管委談起，一家特許經營的焚燒廠，垃圾處置費是170元每噸，在當地政府自有的焚燒廠中，垃圾處置費只有3元每噸。
公開數據顯示，在補貼退坡之後，國內垃圾焚燒廠的處置費中標單價，已經從「十三五」期間的69元一噸，提升到「十四五」期間的99元每噸。
部分代價，回到了管理者與普通人身上。
徐海雲解釋，垃圾焚燒作為公共服務，目前處置費的承擔者還是地方政府。多地政府試點向居民徵收個人垃圾費用。在北京，每戶每年要交30元的垃圾清運費，和每個月3元的垃圾處理費，囊括在自來水的費用中。
「這些錢往往在前期物業保潔、清運垃圾上就消耗掉了。」徐海雲說道，這筆錢根本到不了地方財政那裡，污染的費用也是由每個居民均攤。
徐海雲見到，在韓國、歐洲的一些城市，個人垃圾「按量付費」的規定很明確。在德國，垃圾管理由各個地區自治，部分地區政府會根據房屋的面積會收取固定費用，再根據垃圾桶大小以及收運頻次收取另外一筆錢。在韓國首爾，居民需要購買政府指定的彩色垃圾袋，不同顏色對應不同垃圾類型、容量，以此定價。
「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在國內推廣開來，難度還是很大。」徐海雲感慨，居民的收入水平差異大，計量又有昂貴的成本，缺少一種有效、可行的收費方式。
深圳龍崗能源生態園內配套建設的環保書吧。 圖源新華社
調整與應對
今年7月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到，城市發展正從大規模增量擴張階段轉向存量提質增效為主的階段。
對於深陷「垃圾不夠燒」困境的焚燒產業而言，這意味著，需要告別過去依賴規模擴張和補貼驅動的粗放模式，探索精細化、可持續的新路徑。
短期內，一些地區開始思考主動應對。
田亮發現，身邊越來越多的焚燒廠承擔起了「城市服務」的角色。
垃圾成為一種珍貴的「資源」。在北京，一家焚燒廠產生的餘熱為周邊300萬平方米的社區進行供暖。在蘇州，垃圾焚燒後為附近2000畝的生態農業園提供了熱水資源，促進蔬菜生長。
「現在每焚燒一噸垃圾，70%能轉化成有用的物質。」一位焚燒廠的技術人員證實道，還有許多焚燒廠剩下的爐渣，在回收後進行了環保磚的製作，用來鋪設城市道路。這些實踐延伸了產業鏈條，創造了額外收益，融入了城市生態循環系統。
徐海雲指出，規範地處置「一般工業廢料」，也是緩解產能局部過剩、盤活存量資源的一種方案。
他提及，和其他工業垃圾不同，「一般工業垃圾」不具備危險特性。它們此前被禁止進入部分生活垃圾焚燒廠，是出於環保的考慮。但許多地區沒有專門處置工業垃圾的設備，長時間地堆放反而會產生更大污染。
「一般工業垃圾的協同處置早已是國際慣例。」徐海雲提起，在歐洲、台灣的焚燒廠，實際上40%到50%的垃圾都來自工業企業，處理費用是生活垃圾的兩到三倍。儘管如此，國內目前的垃圾管理仍然「條塊分割」：生活垃圾由住建部門管，一般工業固廢的處理又由生態環境等部門監督。
目前在浙江、武漢等城市，當地生態環境部門已經發布協同處置一般工業固廢的目錄，嘗試打通條塊分割的管理壁壘。
「國內仍然缺少統一的價格標準與管理，讓工業企業能夠和焚燒企業明確地雙向選擇。」徐海雲說，具體的制度設計還在等待著陸。
而在更加長遠的未來，「併購整合」成為發展的趨勢。
田亮看到，去年以來，廣西兩家垃圾焚燒發電公司被大的環保集團收購，更多焚燒企業開始往縣城、海外開拓市場。
他目睹在中西部的偏遠地區，仍有一些垃圾沒有被及時收運、進入焚燒廠處理。業內計算過，50公里的運輸距離是盈虧的平衡點。在田亮所在的地區，最偏遠的縣城要把垃圾運到最近的焚燒廠，距離達到100公里。
「在這些小縣城裡面單獨建一個小型的焚燒廠並不划算。」田亮感慨，如果大型的垃圾焚燒項目在吸收小型焚燒廠后，進一步擴大規模和資金，便能更好地實現生活垃圾的跨區域運輸、處理，提高產能利用的效率。這不僅能解決小廠生存難題，更能提升整個系統的運行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是化解局部產能過剩、實現區域協同的重要方向。
在瑞士，85%的塑料瓶、90%的玻璃瓶可以得到回收再利用。 圖源新華社
廈門市垃圾分類處理廠內運行中的垃圾分揀流水線。 圖源新華社
目光投向何處
此時，關注現象的另一些人有著「焚燒」之外的思考。
實際上，按照聯合國和一些國際環境公約倡導的固廢管理原則：減量、循環、再利用應置於焚燒之前。
「我們都在為末端處置付出更多的成本。」深圳市零廢棄環保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理事長毛達感慨，中國人民大學曾有過研究，北京2021年的生活垃圾處置社會成本是124.19億元，其中成本最高的處置方式是垃圾焚燒，超過100億元，物理回收的成本則為負數，反而創造了經濟效益。
目前在國內，焚燒仍是垃圾管理的主流方式。
根據住建部數據，2023年，垃圾焚燒佔據垃圾處置的比例已經超過80%。
謝新源有些無奈，國內的垃圾管理政策有鼓勵循環利用，但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他見到，回收網點不算市政基礎設施，往往需要租用場地，讓從業者不能安心升級改造，固廢法對此也沒有統一、具體的規定，將垃圾管理的決定權交到各地的管理部門手上，面對法規中模糊的空間，焚燒容易成為一種兜底的選擇。
田亮指出，身邊一些焚燒企業也在試圖進行前端的垃圾分揀，把可利用的塑料等垃圾篩分出來。但很多時候，企業花2000萬元買了一套分揀的設備，其中價值較低的廢棄物，很少有人願意投資進行循環，企業需要十多年才能把成本收回來。「看不到10個點、20個點的凈利潤，我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他坦承，企業看中的是短期的收益，沒有政策導向與回報，大家同樣感到迷茫。
中央城市工作會議倡導的「轉變發展理念與方式」，在此刻顯得尤為迫切——需要將資源真正投入到構建強大的回收利用體系。
「日本、歐洲都出現過垃圾不夠燒的情況。」毛達曾去國外參觀當地的垃圾產業。他看到，歐洲的焚燒產能失衡后，歐盟在政策和法律中，要求垃圾的回收率從2025年的55%，增加到2035年的65%。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頒布了新的法規，向填埋與焚燒的末端處置徵收稅費，補貼到前端回收利用的產業中。
從規劃失序的教訓，到協同處置的探索、區域整合的嘗試，再到對源頭減量和循環利用前所未有的關注，求解的路徑正逐漸清晰。
謝新源看到，廈門以公私合作的形式建立了專門的分揀中心，來回收市場不願意投資的低價值廢棄物，給予125元每噸的補貼。上海在一些街道和小區成立了兩網融合的回收站，引導民間回收者進站經營並予以適度補貼，擴大了回收量，也更準確地掌握了回收數據。
毛達說，只是這些努力還沒得到足夠的展示，一些人不了解那些被回收的垃圾去了哪裡，「可能就會覺得分類是一件麻煩、無意義的事。」無論企業還是普通人，都需要一個長期、穩定、有著正向回饋的信號。
*以上內容系網友風平浪靜自行轉載自原點original，該文僅代表原作者觀點和態度。本站系信息發布平台，僅提供信息存儲空間服務，不代表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如果對文章或圖片/視頻版權有異議，請郵件至我們反饋，平台將會及時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