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月12日聯邦預算案發布前的關鍵時刻，艾博年政府內閣正就一系列重磅稅收改革進行最後博弈。涉及50%資本利得稅（CGT）折扣、負扣稅（Negative Gearing）以及家庭信託的潛在調整，已成為全澳關注的焦點。
調整個人投資收入的稅收待遇或許師出有名，但個中考量絕非易事。
目前，利息、維修費及市政費等支出可全額抵扣，而資本利得僅需一半繳稅。圖源：Bethany Rae
在這場稅改風暴中，細節決定成敗。政府需要在削減工資所得稅、控制飆升至520億澳元的國家殘障保險計劃（NDIS）開支，以及調整房產投資稅收之間尋求微妙平衡。
衡量稅改的三大標準：簡化、效率與公平
一場成功的改革應當通過簡化複雜的稅制來提高經濟效率，並改善社會公平。當前的現狀是，不同職業、不同年齡段的人群面臨的稅率差異巨大，缺乏所謂的「橫向公平」。
值得警惕的是，目前養老金（Superannuation）餘額200萬澳元以下的退休人員其收益免稅，這被視為最大的一代人之間的不公平。然而，面對這一敏感領域，目前尚無主要政黨敢於觸碰。
糟糕的改革則會適得其反，增加合規成本並扭曲行為。如果政府僅針對房產調整稅收而不涉及股票，或者人為優待新房、冷落舊房，不僅會增加複雜性，更會促使投資者為了避稅而採取投機行為，最終對住房可負擔性毫無助益。
專家支招：兩種更「乾淨」的改革方案
若政府真心尋求長效、正規的改革，專家提出了兩個更優選擇。
對房產投資者加稅或能微降房價，但也可能導致新房供應萎縮並推高租金。圖源：Louie Douvis
方案一：推行雙重所得稅制度。此舉意味著所有投資收入（包括利息、股息、房產和股票資本利得）將按20-25%的統一最低稅率徵稅。在該系統下，投資支出僅能抵扣資產產生的收入，這意味著傳統的「負扣稅」——即利用投資虧損抵減工資稅——將徹底終結。
方案二：採納「Henry稅改」模型。前財政部秘書Ken Henry曾建議將資本利得稅折扣從50%降至40%。重要的是，該模型將利息收入也納入折扣範圍，惠及普通儲蓄者，並解決目前名義支出可全額抵免而利息收益需全額課稅的不對稱問題。
二十年稅制弊端：誘導過度槓桿？
自1999年推行50%折扣以來，現行稅制被認為變相鼓勵了過度槓桿。
不少收入超過19萬澳元的高薪族，利用最高47%的邊際稅率進行大額貸款投資，通過最大化利息支出來減少工資稅單。這種「先抵扣、后變現」的策略，讓他們在退休后稅率較低時才拋售資產，享受極高的稅務優惠。
雖然改革后的系統仍承認資本投資稅率應低於勞動收入，以吸引流動資本並抵消通脹影響。但目前政府考慮將折扣降至33%的做法，被專家質疑可能演變為對短期投資者的「變相懲罰」，並導致在高通脹環境下對虛幻的漲幅徵稅。
警惕副作用：租金上漲與供應減少
在住房危機的大背景下，政府必須面對殘酷的現實：對投資者「動刀」雖然可能讓首房置業者壓力略降，但極大概率會打擊開發商信心，減少新房供應，並引發租金新一輪暴漲。
經濟學家Cathal Leslie警告稱，千萬不要粗暴限制負扣稅房產的數量。這種隨意設定的「上限」不僅對提升可負擔性無濟於事，還可能被富人通過公司或信託規避，甚至因降低土地細分的財務吸引力而阻礙城市密度建設，令澳洲稅務局（ATO）的執行陷入複雜泥潭。
在一片爭議聲中，艾博年政府能否交出一份既能減輕官僚負擔，又能兼顧公平與效率的答卷，未來幾周將是決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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