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黨」的崛起對澳大利亞意味著什麼？
由保琳·漢森（Pauline Hanson）領導的極右翼政黨「一國黨」（One Nation）在2026年異軍突起，已成為澳大利亞政壇最引人注目的現象。從2025年大選時僅獲6.5%的眾議院選票，到2026年中支持率飆升至28%至31.5%，一國黨不僅打破了澳大利亞延續數十年的兩黨格局，更在經濟、社會、外交等多個層面對這個國家構成了深遠衝擊。
一、政治格局：兩黨制的崩塌與「造王者」的出現
一國黨崛起最直接的衝擊，是動搖了澳大利亞自二戰以來由工黨和自由黨-國家黨聯盟輪流執政的兩黨制根基。
民調的驚人逆轉：2026年多項民調顯示，一國黨的初選支持率已超越工黨和聯盟黨。DemosAu民調顯示一國黨獲得28%支持率，首次超越工黨的26%和聯盟黨的23%；Newspoll民調更顯示一國黨以31%領先於工黨的30%。專家指出，這已不再是「抗議投票」，而是傳統保守派選民的大規模叛逃——一國黨的崛起主要源於意識形態保守的自由黨和國家黨選民的倒戈。
歷史性突破：2026年5月9日，一國黨在新南威爾士州法勒（Farrer）選區的聯邦補選中獲勝，拿下該黨歷史上首個聯邦眾議院席位。這個席位自1949年創立以來一直由保守派把持，長達75年的壟斷被一朝打破。
「造王者」潛力：分析人士警告，如果民調趨勢維持，澳大利亞將在下次大選中面臨懸峙議會局面。一國黨即使無法單獨執政，也可能扮演「造王者」角色，通過左右逢源來影響政府組成和政策走向。正如有評論所言，澳大利亞的政治版圖未必會在一夜之間被一國黨徹底改寫，但「已經開始被漢森式的政治力量重新著色」。
社會與意識形態：多元文化主義的嚴峻挑戰
一國黨的崛起不僅是一次政治權力的重新分配，更是對澳大利亞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直接挑戰。
「單一文化國家」論調：2026年6月，漢森首次登上全國新聞記者俱樂部的講台，公開呼籲澳大利亞實行「單一文化社會」，並將住房危機歸咎於移民和多元文化政策。她以日本為「單一文化、種族同質性高」的典範，明確表示「不喜歡多元文化主義」。這一論調與澳大利亞自霍克和基廷政府以來將多元文化主義確立為國家官方認同的傳統背道而馳。
社會凝聚力的考驗：漢森的言論引發了澳洲社會的廣泛反彈。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在2026年8月的演講中嚴詞反擊，稱「單一文化的憂鬱幻想」將損害澳大利亞的國際安全和貿易聯繫。她強調：「那些為了博取流量和選票而企圖分裂我們的人應該明白，他們正讓我國實力削弱，在世界上變得更加脆弱。」總理阿爾巴尼斯也重申「現代澳洲是多元文化的」。
值得注意的是，漢森發表「單一文化」言論后，一國黨的支持率一度出現下降，說明許多選民支持一國黨並非真心認同其極端理念，更多是對主流政黨的不滿。但問題在於，一國黨並不需要真正贏得大選，也足以通過影響力來安排政府議程、影響政府決策。
華人社區的深切憂慮：一國黨的崛起正迫使澳大利亞華人作出艱難的政治選擇。有評論指出，如果一國黨真的上台並執行各種極端政策，「澳洲只會重新淪為白澳極端主義控制的國家」。與此同時，華人社區內部也出現了撕裂——部分新移民因生活成本壓力而對減少移民的訴求產生共鳴。
主流政黨的應對與兩難處境
面對一國黨的崛起，澳大利亞主流政黨陷入兩難。
工黨政府已被迫在移民政策上作出調整。總理阿爾巴尼斯在2026年6月宣布，將把凈海外移民人數從高峰期的53.8萬人削減至22.5萬人。這一舉措被廣泛解讀為對一國黨壓力的回應。然而，這種策略本身也蘊含著風險。正如有學者指出，工黨政府「面臨著遏制民粹主義右翼蔓延的挑戰」。向右翼議題靠攏可能反而強化了一國黨設定議程的能力，同時疏遠了原本支持工黨的進步派選民。而對聯盟黨來說，形勢更為嚴峻——它正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傳統票倉被一國黨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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