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導正：政治體制改革應該中步前進了
最近一段時間，我與《炎黃春秋》的同仁以及一些老朋友有過多次談話、對話，話題是當下黨和國家的形勢與走向，重點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緊迫性和切入點。一些老朋友認為我最後形成的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有助於人們對當下中國的認識。這些觀點不是我一個人的，而是大家討論后所引發的思考，也算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見。現在發表出來，供大家參考，一起來討論。
碎步前進恐來不及了
很多人都非常關心當前的局勢，我也非常關心。從互聯網和有關資料反映出來的情況看，現在國內民怨沸沸揚揚，群體事件頻發，社會上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情緒。我不完全相信互聯網上傳播的每一件事，但這些現象總的說確實存在，那麼，該如何看待目前形勢呢？
我認為，我們黨執政地位已經到了興敗的關鍵時期。前幾年，我曾寫文章提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應當「碎步前進」，那是前幾年的情況，在那時還來得及，但是，幾年過去了,黨政權力仍受不到有效制約,官員腐敗加劇，與提高了的民眾期待和政治參与要求尖銳衝突，黨心渙散，民心一失再失，今天官民矛盾、貧富矛盾尖銳到這個程度，再「碎步前進」恐怕來不及了！因此，必須立刻切實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通俗地說必須中步前進才行，換句話說，已經到了非中步前進不可的時候了。千萬不能再錯過這一時機了。
民主憲政階段論
目前，我們可能尋找的更好的政治體制在哪裡？我和朋友以為，民主憲政是大方向，但是要分為幾個階段來進行。概括地說，就是「民主憲政階段論」。
我們提出民主憲政階段論是根據這幾十年我們黨的血淚教訓。解放后毛澤東搞的烏托邦，把中國帶入災難，他的最初動機也是好的。同樣，現在過激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如同一個人要跳十幾米遠的溝壑，你是跳不過去的。因此，我們要政治體制改革，我們的最終目標是民主憲政，但是要分階段走。目前這個階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綱領去，這個共同綱領在指導思想、總體框架方面我以為總體上比較好。
目前最重要的是正確看待來自民間的呼聲
目前，最大問題是執政黨如何看待有關政治改革的訴求和民間呼聲，是把他們看作改革的動力，支持他們引導他們，還是把他們看作不穩定因素，作為壓制打擊的對象？
我們黨的傳統是重視民意，尊重人民群眾的首創精神，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但是，在某些歷史時期也有偏離這種優良傳統的時候，如1959年廬山會議，如「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些年採取的「維穩」，也大體屬於這種思維。
一個黨，一個政府，如果對民意進行壓制，不傾聽民間的呼聲，就很容易出大問題。因為損害人民大眾根本意志和利益的行為是不可能長久的。當前，中國民間力量很活躍，民間的政改呼聲也很高。各種各樣的座談會，各種各樣的民間思想者都在發聲。大家都在議論。全民關心政治，議論政治，這種局面中國很久沒有出現過了。這些現象的出現，事實上形成了一種社會思潮。而一種社會思潮的形成，則是社會問題的必然反映。
政治主張我以為有三大派
當然，聲音是各種各樣的。以中國目前的情況看，大致有這樣三個派別：改革派、「革命派」、維穩派，這三派實際上代表了不同的社會主張和不同的政治訴求。改革派代表著追求公平正義的各個階層和利益群體要求變革的政治訴求，我認為是目前中國進步的力量。
第二種力量是「革命派」，或者稱之為「保守派」。這一派基本上是信奉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他們認為我國三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復辟資本主義」，主張再來一次革命，繼續推行毛澤東晚年的那套「左」的主張。這一派力量，目前在中國不大，但也不可小覷，因為他們在中國貧富差距拉大、官員普通腐敗的現實社會環境中，有一定的市場。這一派的主張如果實現，中國必定要陷入到極大的動蕩之中。
第三種力量是維穩派。這種力量就是利用手中權力，自上而下一味壓制人民呼喚改革的力量。有人說，目前中國是個「火藥庫」，一點就著。我覺得這個估計誇大了。不過，連續數年來的維穩，的確隱藏著危機。在維穩的高壓下，整個社會就像一口高壓鍋，沒有泄氣的出口，難保某一天會爆炸。因此，在當下的中國，維穩派實際上也是一種消極的力量，是一種積累社會危機的力量。
在這三種力量中，革命派和維穩派有可能結合起來，因為這兩派的總體思路是一樣的，都是靠「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來推行政治主張的。目前兩派還沒結合起來，但是，一旦社會危機加劇，兩派便可能聯手在中國引發破壞性的大動蕩。這是很值得大家警惕的。
必須做改革派的堅定擁護者
因此，要解決中國目前的危機，尋求改革的切實有效的路徑，必須做改革派的堅定擁護者，摒棄革命派和維穩派。
但是，改革派本身也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主張短暫時間內中國就可以走進民主憲政體制的激進的改革派。這一派人數不少，我一些老朋友中有這種情緒的人就占相當的比例。還有一種是主張漸進式的改革，主張全面的改革，即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政治體制改革也要齊頭並進，絕對不要再出現以前的「跛足」的改革了。這種主張，我稱之為穩健的改革派，或全面改革派，任仲夷說是體制內的改良主義者，有人叫我們務實派、民主派。
對於激進的改革派的主張，我能理解，因為畢竟民主憲政是歷史潮流，而中國一直還沒有融入到這個歷史潮流當中去。但是，就像一位中央領導人所說的，任何一項改革必須有人民的覺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的社會基礎。在中國這樣有13億人口的大國，經濟、政治、文化基礎比較落後，國情這麼複雜，所面臨的問題這麼多，如果採取劇烈的變革方式，我以為也必然要引起大的社會動蕩。在中國這樣的大國，一旦引起社會大動蕩，就會引發一系列的問題，這在歷史上是已經有過先例的。前面已說過，解放后毛澤東搞的一系列烏托邦革命的徹底失敗就是一個例證。所以，我認為，不改革，尤其是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個黨，這個國家沒有出路；全面體制改革只能前進，不能停滯，更不能倒退，停滯和倒退都絕對沒有出路。但改革又必須從國情出發，循序漸進地建立民主政治體制，最後建成憲政民主體制。我們的黨中央多年來也有類似的主張和口號。
從歷史上看，一個國家的制度變革，常採取自下而上的形式，這樣的變革我們過去稱之為革命。這種暴力變革的方式，100多年前就已被恩格斯重新審視，有所揚棄。歐洲的經驗、蘇東的經驗表明，上下互動，以和平的方式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社會和百姓損失最小、代價最小的道路。我和一些朋友多年來堅持呼籲政改「碎步前進」，也正是希望高層領導者和廣大群眾都接受這條路。但是目前社會矛盾這麼尖銳，再碎步前進恐怕不行了，我們已經沒有時間了。因此，必須要中步前進，要大刀闊斧，要有「革自己命」的勇氣，才可能扭轉形勢，渡過目前的驚濤駭浪。
先真正完成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
目前，我們可能找到的政治體制改革路徑在哪裡？
從我們黨的領導體制來說，我們建議要主動地、有意識地完成這樣的幾次蛻變：從革命黨轉到執政黨，再從執政黨轉到憲政黨。
有人說，我黨已經完成了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1949年以前是革命黨，1949年以後，就成為中國的執政黨了。這樣說，從歷史時期劃分來看，沒有多大的錯誤。但是，從執政的本質上來說，還不能這樣說。1949年以後我黨成為這個國家的執政黨，這是事實，但是，從執政方針上來說，大體上依然在革命黨的思維上轉悠。
1949年前後，我黨確立了新民主主義的國策，又確立了《共同綱領》這樣的治國方針。這樣的思路，是從當時中國的現實出發，相當適合國情的國策，也是得到人民擁護的國策。如果堅持下去，就可以成為我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良好開端。可惜的是，立國不到三年，毛澤東同志就背離了這套東西，又回到了革命黨的執政思路，誇大中國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採取專政的方式對待人民。從1955年肅清反革命集團到1957年反右派，再到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鬥爭」，一直發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整套的理論，都是革命黨的思維。可以說，從1949年至文革結束，從總的歷史表現來說，我黨的屁股坐在執政黨的座位上，但是總體思維還是革命黨的思維，沒有實質性的改變。
1976年粉碎「四人幫」，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開始自覺糾正這種革命黨的思維方式，開始具有執政黨的思維。所以，我們才能結束「文革」，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數，搞改革開放。應當說，上世紀整個80年代，我們黨的這個轉變是主動的，有意識的，是尊重民意的。經濟改革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也陸續進行，雖然有左一下、右一下的問題，但是，總的來說，是沿著執政黨的思路走的。但是，到1989年的「六四」風波后這種執政黨的思路中斷了，一些人腦子裡又開始繃緊「階級鬥爭」這根弦，經濟體制改革可以進行，但政治體制改革不能進行，以至於改革進入到一個我們常說的「跛足」狀態。「跛足」改革進行到近幾年，又發展到「維穩」了，也就形成了一個「維穩派」。維穩，我反覆說這是個消極的力量，因為維穩的本質，是把人民放在黨的對立面上了，這還是「階級鬥爭」的思維方式，也是革命黨的思維方式。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黨還遠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在這種情況下，激進的改革派要求短暫時間內就完成民主憲政體制的改革，就有些與國情不符了。你想啊，這個黨還沒有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變化，你就要求它成為憲政黨，是不是超越歷史階段了？因此，一定要走民主憲政這一條路，但民主憲政要分階段走。第一個階段可以先回到《共同綱領》。
改革的路徑就是首先要讓我們黨，徹底完成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也就是先回到《共同綱領》上來，徹底拋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那套思維。這就是在我們黨領導下的真正聯合各黨派共同執政，是真正的，不是形式上的。
當年的《共同綱領》具有臨時憲法的性質，被我們撕毀了。現在，我們應該誠心誠意地重新開始。長遠的目標當然還是民主憲政。在完成這個由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后，我黨從執政黨向憲政黨的轉變就有了基礎。
把我黨過去承諾過的民主、法治主張先執行起來就好
大家很關心政治體制改革的切入點，爭論也往往集中在這裏，目前可以把我黨過去承諾過的，過去的文件拿出來落實，就是一種很好的做法，讓那些不想政改的人也無話可說。現在中國處在世界一體化的進程中，不光是經濟一體化，政治都在一體化進程中。我們應當採取「拿來主義」，把古今中外一切好的東西都拿來。例如，選舉制度改革可以借鑒越南和我國的台灣、香港地區。越南四個「一把手」，都是差額選舉的，同樣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借鑒學習。再如，監督制度方面可以借鑒美國的如實公布官員個人財產的做法。我黨中央上世紀90年代也有過明文規定。我們說西方國家官員是資產階級政客，但他們在這一條上做得毫不含糊。
如何評估我們黨體制改革的成就
有人說，我們黨就是一個專制黨，一個農民黨。所以中國很難走上民主憲政的道路，這麼多年來，改革從總體上來說，沒有多少進步。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領導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很不錯的成果；但是政治體制改革是扭秧歌，進三步退兩步，但是總的說也還是前進了些。我不同意總體是倒退的說法，但是部分倒退確實是有的。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整體上還在原地踏步，但不能說沒有進展，比如說終身制沒有了，家長制有明顯的改進，國家有點法制了，基層政權民主建設也有一點進步，等等。
前不久，我主持召開了一次有關政治體制改革的座談會，我注意到北京的專家學者總結出民間社會的動向，例如維權運動、網際網路革命、民間社會組織活動等，可以說，這些正在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社會動力，不少政治改革的訴求都由這些運動表達出來。例如要求維護勞動者的最基本的權益，要求落實憲法規定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這些都是非常好並且不難實現的要求。連我老家山西省村子里的年輕女工們，都很有維護自己的權利的意識，都來上訪投訴。這些運動，對黨的高層領導班子肯定會有所觸動，有所教育，我期盼著上下互動的加強。
鄧小平復出后就論述過政治改革。第一次是1980年8月18日的著名講話，但在1981年很多民間刊物和民間組織出現時，他又覺得過頭了，於是馬上禁止，改革隨即告終。第二次是1986年中央新班子研討政治體制改革，還鄭重其事地把政治體制改革寫進了黨的十三大政治報告，結果，趕上了通貨膨脹和政治危機，1989年政治風波后又流產了。現在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又多次大聲疾呼，實際上是第三次提出政治體制改革。
1986年，台灣提出政治體制改革，同一年，大陸鄧小平授意起草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結果，台灣解除了黨禁、報禁，而大陸經過26年大體上仍在原地踏步。
多少年來，我們都在談政治體制改革，可是，每一次政治體制改革都困難重重，因為它遭遇了強大的利益集團的反擊，每一次政治改革流產之後，專政機器都更強化，強化的結果又造成了更大的矛盾，發現問題后又重提政治體制改革，形成惡性循環。我黨作為執政黨，能順應歷史潮流，就可以前進，從而創造振興的良機；逆著潮流走，必將惹出大亂子。這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孫中山先生早就說過，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有朋友認為我們黨已經病入膏肓，不可救藥。我的看法比較樂觀。理由好幾條，一條是我黨和國家還有一批有識之士，我們有人才。
清末，慈禧太后也感到清朝統治不下去了，逼得她也真搞改革了，打算走君主立憲之路，發布了許多改革的命令。但是，她身邊沒有人才。接著，辛亥革命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清廷求立憲而不得，皇室連個象徵性的位置也沒得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戴逸老先生去年底跟我說，相比清朝晚年，目前我們黨還是有希望的，這希望就在於有人才，有大量的有識之士。我以為朝野能有了共識——我國政治體制非痛改不可，不改就滅亡，能認識這一點我們就有希望，只要現在痛下決心，拿出割自己肉的勇氣，我黨執政的國家就會再中興。我期盼戴老的話能在最高層引起共鳴，並拿出相應的切實舉措。我屬於謹慎的樂觀派。
目前，黨的十八大就要召開，大家都非常關注。我個人更關心十八大后國家大政方針的走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國政治體制改革能夠出現重大的進步。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希望，同時也是我周圍的朋友們的希望，相信也是所有關心國家前途命運、關心中國改革走向的人們的希望。
2012年7月21日
（本文由徐慶全、杜明明協助成文）
來源：阿波羅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