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觀察家從洞朗事件看如何應對中共
作者：莉雅
印度總理莫迪(左)和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資料照片)
中共與印度在洞朗地區的對峙儘管以和平方式得到解決，但是這次對峙引發的種種討論還遠沒有結束，包括中共的戰略得與失。美國的一些戰略分析人士認為，洞朗事件給人們提供了洞悉中共的脅迫策略以及這種策略如何可能被挫敗的有趣例證。在他們看來，中共對這次事件的處理將會給南中國海爭端等問題帶來深遠的影響。
中共與印度在洞朗地區持續了兩個多月的對峙在中共主辦金磚峰會一個星期前終於結束了。
印度觀察人士：印度贏了
印度觀察家研究基金會的研究員熱吉（Abhijnan Rej）認為，儘管雙方似乎找到了可接受的保留面子的處理方式，很明顯的是，印度贏了：洞朗高原的現狀得以恢復，中共的推土機現在撤出了這一地區。印度方面的這些核心要求得到了滿足，儘管它先撤軍了，而撤軍滿足了中共方面的一個關鍵要求。
對峙以中共完敗收場？
中國的評論人士鄧聿文認為，綜觀各方信息，這次洞朗對峙，基本以中共完敗收場。他說，與印度直接以行動宣示不一樣，中共嘴上狠話講盡，但卻沒有實質行動跟進。在他看來，中共的這種威懾模式對付小國或許奏效，但在洞朗危機以及韓國部署薩德的問題上就根本不起作用，長期來講，既不能威懾別人，反而損害國家形象。
劉亞偉：避免了一場沒必要打的仗是完勝
不過，美國卡特中心中共項目主任劉亞偉博士則認為，中印之間的這次對峙能以和平方式解決比什麼都好。他認為，避免在最不該發生戰爭的時候與對手打仗是完勝。
他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不管是從天時地利人和還是武器裝備，還是老百姓的這種關注，在今天這個時候，為了一個大家都不知道的什麼地方的領土爭端去打仗，我覺得挺可笑的。最後沒有打，不管是誰說我贏了他輸了還是怎麼樣，我覺得，沒有發生戰事，對中國、對印度、對世界都是一件好事。”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教授也認為，這次對峙的結束是中印兩國理性外交的勝利。他特別批評了要對印度強硬來保持對其他國家的威懾作用的看法。
這位著名的中共問題專家在接受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正角評論的採訪時說，“對於強調要對印度強硬，以此來保持對周邊國家威懾的說法，看起來似乎有些道理，但這裏的問題在於，我們該強硬到什麼程度？我們當然需要強有力的回應，但是強有力的回應不代表過度回應。”
中共對印度讓步的戰略得與失
“中美學者智庫”的國際關係學者周方舟認為，中國在對峙中避免與印度發生戰爭有得有失。在戰略上的得有：又一次避免了重大的戰略誤判和戰略失誤；避免了周邊國家與美國結成戰略同盟關係；避免了“一帶一路”剛剛開始就遭遇重大挫折；有利於中共有效的集中重大的軍事戰略資源；為軍改的順利進行贏得寶貴的時間；避免了中國經濟高速列車的減速甚至停擺；為中共下一個關係到國運的5-10年和平發展經濟贏得時間和空間。
在他看來，中共也有不少戰略上的失：一開始的戰爭威脅過於高調，以至於最後想和平解決時有點騎虎難下；在戰略上暴露了中國經濟的血液-石油過於依賴印度洋和馬六甲海峽這條生命線的軟肋；暴露了“一帶一路”的冒進和脆弱；在洞朗修建戰備公路的決策缺乏深思熟慮，未能充分估計到印方的反應等等。
中共強制性策略的四個組成部分
美國的一些戰略分析人士認為，這次事件給人們洞悉中共是如何使用脅迫策略以及這種策略如何可能被挫敗提供了很好的例證。
喬治城大學研究安全問題的助理教授麥斯特羅（Oriana Skylar Mastro）與蘭德公司客座研究員塔拉普爾（Arzan Tarapore）在“礁石之戰”這個就外交與國際安全問題進行分析與評論的平台上發表文章說，中共的脅迫策略一般有四個組成部分：一是強化對有一定程度事實上的控制地區的實際存在，像在南中國海填海造島；二是強制外交，即通過威脅或是有限的軍事行動加上外交努力來迫使其他國家改變政策或是行為；三是使用法律言辭與原則，以顯示其立場的正當與合法性；四是利用政府控制的媒體來凸顯它的敘事方式併發出威脅。
中共以往的脅迫性策略這次沒起作用
但是這兩位分析人士認為，在洞朗對峙的問題上，中共的這套慣常做法沒起作用，因為它沒有考慮到印度對中共在該地區修路做出的出乎意料的快速和強勢反應。他們指出，印度沒有像美國或是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問題上那樣只是簡單的對中共表示不滿或是威脅要懲罰中共，而是通過阻遏中共對有爭議地區進行實際控制來挫敗中共的強制性做法，通過不讓中共改變現狀而製造了符合其戰略政策的僵局。
從洞朗對峙中吸取什麼樣的教訓？
他們認為，現在就從洞朗危機中得出明確的經驗教訓還為時太早，但是一些政策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中共在領土爭端中的行為更可能受到拒阻而不是懲罰的威脅的遏制；二是拒阻的策略可能是有效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性，因為這種做法本身具有很大的風險；三是中共同意脫離接觸顯示，北京在危機中的立場可以是靈活的，也許會對強勢的反脅迫做出反應；四是洞朗協議告訴我們，當中共在面對一個比它弱得多的對手時，比如不丹，一個比較強的第三方，例如印度，採取行動才會遏制它。
馬斯特羅與塔拉普爾認為，洞朗事件不僅對印度自己的邊界爭端帶來影響，而且也對好幾個東南亞國家和美國也會帶來影響，因為它們都要對付中共擴大其控制與影響力的企圖。
什麼事情都可以外交解決
卡特中心的劉亞偉認為，菲律賓、越南或是其他國家比較容易從這次事件中得出這樣的結論，即在與中共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中要學習印度，不大喊大叫，但堅持不撤，從而迫使中方做出讓步。但是他認為，做出這種結論也不是很成熟。
他對美國之音表示：“首先，洞朗那個地方的問題與南海的事不是一個層次上的事。加上中共和印度過去有過那麼一場戰爭。”
劉亞偉認為，其他國家應該從這個事件中得出的經驗教訓是，什麼事情都是可以通過外交手段來解決的。
對峙結束，但中印矛盾會持續
分析人士指出，中印在洞朗地區爆發衝突的風險減退了，但是兩國的邊界爭端仍然沒有得到解決，而且中印整體關係仍然充滿各種問題。
儘管印度這次成功的打了中國即將主辦金磚國家峰會這張牌，而且印度總理莫迪也會參加9月3號在中國廈門舉行的這次峰會，但是北京與新德里之間長期的爭鬥使人們對兩國是否能夠在這次峰會上進行有意義的合作存有疑問。
來源：美國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