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視界：世間再無胡耀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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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聿文
編者按：這是鄧聿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美國之音或者VOA。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去世35周年紀念日。在中共百多年的歷史上，尤其在領導幹部中，胡耀邦是少有的清流和異類，經歷過那麼多磨難，在他那個位置上還能保持一種天真、單純、執著的理想追求，罕見。胡是一個純粹的理想主義者。在中共的兩個總書記中，儘管胡因為去世的比較早，他對中共政權和中國革命的反思沒有趙紫陽深，在思想上未能如趙那樣叛黨，但是他的政治人格和政治理想，讓他去世后至今，得到民間許多人的懷念。
胡耀邦對中國的貢獻
胡耀邦對中國所起作用主要在1978到1986不到10年間。在對思想解放的推動，彌合社會撕裂的努力，打擊腐敗，重視憲法，主張民主法治，推進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建設年輕幹部梯隊等，他都做了很多事情，其中最重要也最得到社會讚頌的是解放人和解放思想。在他的主持下，「兩個凡是」被衝破，300多萬幹部得以從冤假錯案中平反，55萬「右派分子」被正名。可以說，在毛死後，中國能夠用3年左右時間從文革中走出來，改革開放能夠比較快地推行，沒有胡耀邦作為闖將在一線親自指揮和部署，從思想和組織上準備資源，是很難想象的。
但我們對胡的評價，需要從他上述貢獻和努力中抽出更深一層的價值，這就是，胡代表了一種更文明的政治，一種以人為本、以民為本、尊重人性，同時不拒絕人類普世文明和價值的施政的理想主義。胡對現代中國的意義，就在於此。其實，這不僅是胡，也是趙以及其他像他倆一樣的共產黨人的價值所在。自古以來，這兩樣東西在中國最稀缺。胡、趙等一生所做的努力，就是試圖實現這個理想，把中國建成一個富民、公正、民主、自由的社會。
中國人深受成王敗寇庸俗史觀的影響，只問事功，不論手段，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對政治人物個體人格和道德品格嗤之以鼻。胡耀邦讓人景仰的地方，除了他在歷史轉折關頭作出的選擇及其對中國進步所起的作用，也在於他有一顆崇高的心靈。而這一點，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下，容易使人忽略和無視。但任何時候，政治家尤其權力人物的政治品格都十分重要，因為很大程度上它決定一種政治制度的好壞。
胡耀邦的政治品格
我把胡耀邦的政治品格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是他對人民的謙卑和忠誠。胡的一生，把人民放在首位，人民利益大於黨的利益。在他看來，人民不是抽象的集合，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是他們活生生的利益，共產黨人為人民謀利益天經地義，把人民的利益同國家利益、黨的利益割裂開來和對立起來是錯誤的。他說過很多這方面的話，在此不舉例。但胡不是說說而已，高唱人民的口號誰都能做到，關鍵要付諸行動，無論是早年投奔革命，還是後來在歷史轉折階段做出的一系列事情和表現，都證明他是一個始終忠於人民的人，為人民而非黨的利益而奮鬥。
二是他在歷史關鍵時期那種「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敢於擔當和自我犧牲。胡一生最輝煌的時期，正處中國改革開放早期，中共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最激烈。他是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最忠實的執行者，而要推進改革開放，就離不開對「文革」造成的海量冤假錯案的平反，以及在思想上衝破「兩個凡是」的禁錮。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是無法體會到這兩項工作的艱巨的。這方面有很多的回憶文章，在此不重述。
三是他開放開明，不拒絕學習人類文明，特別是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胡在成為中共主要領導人的幾年間，主持了多份在中國改革史上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中央文件，如《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後者尤其是中共歷史上一份不容忽視的決議，它集中體現了胡對於政治改革、民主法制、意識形態、學術自由的看法，其閃耀的思想在今天也顯得彌足珍貴。
比如，決議對中國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主要歷史教訓, 作了最扼要而深刻的概括：「一是沒有集中力量發展經濟，二是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 ；強調「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切實推進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經濟管理的民主化、整個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指出「要從小學開始……進行民主、法制和紀律的教育。要在全體人民中堅持不懈地普及法律常識，增強社會主義的公民意識，使人們懂得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等等，這些表述，足以顯示胡思想的開放開明。
四是他對自我的清醒認知，在權力面前不膨脹。人貴有自知之明，最難的是認識自己。尤其在掌握一定權力后，如果不能正確認識自己，會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災難。所以對領導幹部來說，必須克服權力的自負和自大，做到謙虛謹慎，但真正要踐行很難。胡對自己的知識結構，能力水平和性格局限，有著清醒認識，並時刻對權力保持警惕，沒有權力欲。1980年在被提議擔任中共中央主席時，他曾十幾次拒絕，後來不得已同意擔任，聲明自己的條件：「這個主席，只能當到十二大召開，作為一種過渡。如果要繼續幹下去，要改主席製為總書記制，以確保黨的集體領導和團結統一。」
在1981年6月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后，在同中央委員談話中，他又表態：「我有責任向全會說明，有兩條沒有變：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沒有變；二是我的水平也沒有變。今天的胡耀邦，還是昨天的那個胡耀邦。」 同年11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他再次表示：「幾位老同志提名我擔任黨的主席，我是萬萬沒有想到的。這不是什麼謙虛，確實不夠格。」能不為權所惑，只有為公和無欲才能做到。
胡耀邦當然不是什麼聖人，他有很多缺點，但瑕不掩瑜，掩蓋不了他的偉大。有人可能會責怪他，既然認識到中共政權的荒謬，為政權所不容，可終究沒有和這個政權決裂。這確實是他的某種歷史局限。然而，也要知道，能夠超越同時代和所屬利益集團的政治人物不多，胡不是那種目光遠大、思想深邃的領導人，特定的歷史造就了他，同時也限制了他，對此不應苛求。
胡趙已成絕響
回到現實，讓我們思考的是，胡趙之後，為什麼中共的領導幹部隊伍里，在對抗錯誤的思想和路線上，一代不如一代，以致讓胡趙成為絕響？原因出在共產黨的政治文化和組織體系。如今的中國雖然器物文明發達，但精神文明還處在前現代，共產黨是個沒有皇帝稱號的「皇帝」，它的政治文化強調黨員幹部對黨的無條件服從，無論你官職多大，在黨面前，都是那個不明事理的小學生，黨作為一個掌握宇宙真理的組織，永遠不會犯錯，永遠絕對正確，犯錯的從來是不服從黨的教誨的個人，所以，當黨員幹部和黨意見不一，要檢討的不是黨，而是黨員幹部。
這種組織文化和體系決定了黨員個體不可能去對抗黨，除非和它公開決裂。但要決裂，代價太大，沒有多少人有勇氣去面對和承受。這就是當今中共幹部隊伍犬儒主義盛行的根源。然而，這種組織文化和結構體系也給了黨內野心家去攫取權力，以黨的名義發號施令。今天就是此種狀況。全黨不得不聽從一個人的號令，此人不但代表黨壟斷真理，也壟斷常識，誰反他就反黨。所以，中共內部也就變得鴉雀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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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間的河流蕩滌了多少假面舞會後，歷史就留下了它真實的一面。當下中國又到了一個歷史拐點，何去何從需要有對歷史的深刻洞察和對世界大勢的準確把握。雖然從未來幾年看，不應再幻想中共能夠再出胡趙這樣的人物，可也不要失望，大變局的時代已經來臨，在不太遠的將來，人們是能夠看到民主自由的中國的。要有這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