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場災難，兩種制度，兩種反應——從中尼冰川泥石流看救災、新聞自由與現代政治文明
作者：費良勇
2026年8月26日，一場巨大的冰川冰岩崩塌及其引發的暴洪、泥石流席捲喜馬拉雅山區。災難不認識國界。洪水、冰塊、巨石和泥漿同時衝擊尼泊爾和中國西藏一側，摧毀村莊、道路、橋樑、水電設施和吉隆口岸，造成慘重人員傷亡。
自然災害本身沒有制度屬性。冰川不會因為一個國家實行民主制度就停止崩塌，也不會因為另一個國家擁有所謂「舉國體制」就繞道而行。
但是，災難發生以後，政府怎樣救人，社會怎樣獲得信息，記者能不能進入現場，人民能不能公開質疑政府，傷亡數字能不能被獨立核實，卻具有鮮明的制度屬性。
這場跨越中尼邊境的巨大災難，恰恰提供了一個罕見的比較樣本：同一場自然災害，在邊境兩側呈現出了兩種非常不同的信息景觀。
一、尼泊爾：首先讓世界看到災難究竟發生了什麼
截至9月1日上午，尼泊爾國家減災與管理局公布的階段性數據為：987具遇難者遺體或遺骸被發現，3,916人失聯，279人受傷，11,814人獲救。此後數字仍在繼續更新。9月1日稍晚，尼泊爾外交部公布已發現1,010具遺體，約4,000人仍然失蹤，超過11,800人獲救；路透社當天稍晚報道的死亡人數已經上升到1,050人。
這些不斷變化的數字本身，恰恰說明重大災難中的信息公開不可能一次完成。真正值得注意的，不是數字為什麼改變，而是政府是否允許數字隨著調查、搜救和身份確認不斷修正。
這些數字令人震驚。但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數字不是靜止的。從災難發生以後，尼泊爾有關部門不斷更新死亡、失蹤、獲救和受傷人數。8月26日，尼泊爾外交部公布72具遺體被發現；27日數字上升到349；28日又公布538具遺體被發現。隨著搜索範圍擴大，數字繼續變化。這恰恰是災難信息正常公開應有的狀態。
重大災難發生以後，最初的數字幾乎不可能準確。真正負責任的政府，不應該首先考慮怎樣讓數字「穩定」，而應該不斷調查、不斷修正、不斷告訴社會：
我們現在知道什麼？還有什麼不知道？多少人已經找到？多少人仍然失蹤？
尼泊爾甚至公布了失蹤外國人的情況。截至9月1日，失蹤者中包括583名外國人。
數字不斷變化，並不證明政府無能。恰恰相反，在巨大災難中，允許數字隨著事實不斷修正，本身就是信息透明的一部分。
二、救災不僅需要軍隊和直升機，也需要整個社會看得見
尼泊爾方面公開的救援規模同樣驚人。截至9月1日，超過21,000名軍人、警察和武裝警察投入搜救；11,814人獲救。災難發生當天，尼泊爾軍方已經公開宣布出動14架軍用和民用直升機參加救援。更加重要的是，大量救援過程能夠被記者、攝影師、無人機和普通人的手機記錄下來。
世界因此不僅知道尼泊爾政府說「正在全力救援」，而且能夠看到誰正在救援、在哪裡救援、怎樣救援，以及救援遇到了什麼困難。
兩者之間存在非常重要的區別。現代社會判斷政府有沒有履行責任，不能僅僅依靠政府自己宣布「高度重視」「全力以赴」。公眾還應該能夠通過相對獨立的信息渠道看到實際發生了什麼。
因此，新聞自由並不是救災的敵人。恰恰相反，新聞自由本身就是現代救災體系的一部分。記者可以發現政府沒有發現的問題；媒體可以告訴社會哪裡仍然缺少食品和藥品；災民可以公開求救；專家可以質疑錯誤決策；社會可以監督救援資源究竟有沒有到達最需要它的人手中。
信息流動本身，就是一種救援資源。
三、一個校長為什麼能夠成為災難中的英雄？
這場災難中，一個普通人的故事尤其令人感動。尼泊爾努瓦科特縣特裡布萬·特里蘇里中學校長Rajendra Dawadi在洪水到達學校以前收到警告。他沒有等待層層請示，也沒有等待一份蓋章的正式命令，而是立即組織師生撤離。
路透社後來採訪Dawadi時報道，災難發生時學校有900多名學生和16名教職員工，他們在極短時間內全部撤離。
無論最終精確數字是多少，最重要的事實沒有改變：學校被洪水摧毀，而在校師生因為提前撤離而逃過了一場可能極其慘重的集體死亡。
這個故事真正值得現代政治文明思考的，並不僅僅是一個校長有多麼勇敢。它還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在生命受到緊急威脅的時候，一個基層負責人有沒有獨立判斷和立即行動的權力？
好的制度不能依賴偉大的領導人，而必須讓普通人在自己的職責範圍內擁有判斷、行動和承擔責任的制度空間。
因為災難發生時，中央領導人不可能站在每一所學校門口，也不可能站在每一條河流旁邊。真正決定很多人生死的，往往恰恰是一個校長、一個村長、一名警察、一名消防員、一名醫生或者一個普通公民，在幾分鐘之內作出的判斷。
四、中國一側：不能忽視客觀存在的巨大救援困難
比較中尼兩國救災，首先必須承認一個事實：中國吉隆一側同樣遭受了毀滅性打擊，而且現場救援面臨極其惡劣的客觀條件。
中國官方截至8月29日18時公布，吉隆災害已經造成16人遇難、546人失聯，其中261名失聯者為來自23個國家的外國人。
道路、通信和電力遭到嚴重破壞，國道216線中斷，吉隆口岸核心區域被大量冰、泥、巨石和洪水衝擊。中國安能、消防救援力量、解放軍、武警以及其他專業力量隨後投入救援和道路搶通。因此，把所有救援困難簡單歸結為「制度無能」是不公平的。
在這種極端山區災害面前，即使擁有最先進的機械、直升機和衛星設備，也不可能保證迅速進入每一個受災地點。真正值得批判的，不是中國救援人員沒有努力。那些冒著生命危險進入災區的消防員、軍人、工程人員和普通救援人員，同樣值得尊敬。真正的問題在另一個地方。
五、為什麼同一場災難，在中國一側難以被獨立看見？
尼泊爾一側，世界媒體能夠進入災區。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以及其他國際媒體的記者、攝影師不斷從現場發回報道。
但是跨過邊境以後，信息環境發生了根本變化。德國ARD在8月29日的報道中指出，在中國控制的西藏，獨立、自由的現場報道實際上無法正常進行，外國記者進入西藏受到嚴格限制。災難發生第一天曾經在中國互聯網傳播的一些洪水現場視頻，此後也大量消失。這並不是吉隆災難以後才突然產生的制度。西藏長期以來就是中國對外國記者限制最嚴格的地區之一。
因此，尼泊爾方面的信息主要面對一個問題：災難究竟有多嚴重？
而中國方面的信息還必須面對另一個問題：我們究竟能夠知道多少？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信息環境。
六、救災報道為什麼首先變成「領導重視」？
觀察中國官方關於吉隆災害的報道，會發現一個非常熟悉的政治敘事結構。習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李強「受習近平總書記委託」趕赴災區。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黨中央高度重視」。強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這些內容當然可以報道。國家領導人在重大災難中的行動，本來就是新聞的一部分。
問題在於：它應該是災難新聞的一部分，還是災難新聞的中心？災難報道真正的第一主角應該是誰？應該是災民、失蹤者和死者，是等待親人消息的家庭，是仍然被困的人，也是冒險尋找他們的救援人員。
如果災難新聞首先需要證明的是「黨中央高度重視」，那麼新聞的基本功能就已經發生了變化。新聞不再首先回答：發生了什麼？而越來越需要回答：領導做了什麼？於是，災難本身逐漸成為展示政治領導力的背景。這正是宣傳與新聞之間最根本的區別之一。
七、把喪事辦成政治宣傳：讓災難為最高權力增添光環
在高度集中的宣傳體制下，災難報道常常首先面對的不是「公眾需要知道什麼」，而是「怎樣報道才有利於政治權威」。這種現象在毛澤東時代表現得尤其明顯。
1958年至1962年的大飢荒造成數以千萬計的非正常死亡，但中國官方媒體長期沒有向社會真實呈現全國範圍內大規模飢餓和死亡的情況。相反，在大躍進初期，媒體曾大量宣傳虛假的高產「衛星」；在飢荒日益嚴重以後，公開宣傳仍長期強調社會主義建設成績、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以及戰勝所謂「自然災害」的信心。
後來大量檔案和研究表明，新聞封鎖造成的後果並不只是讓外國人不知道中國正在發生什麼。更嚴重的是，不同地區的中國人也無法了解全國災難的真實程度，甚至中央決策者自己也受到層層虛假信息的誤導。這正說明，在專制制度中，控制新聞最終可能不僅欺騙人民，也欺騙統治者自己。
1975年8月，河南板橋、石漫灘等一系列水庫在特大暴雨中相繼垮壩，造成極其嚴重的人員傷亡。關於死亡人數，不同統計口徑和研究估計存在很大差異：較窄口徑的資料稱直接死亡超過兩萬六千人，而包括災后疾病、飢餓等間接死亡在內的一些研究估計，總死亡人數可能高達約二十三萬人。
然而，如此巨大的災難在當時並沒有得到公開、充分和及時的新聞報道。根據後來整理的歷史資料，當時河南官方媒體大量報道解放軍和群眾「英勇抗洪」、保護水庫和戰勝洪災，卻幾乎沒有公開報道板橋、石漫灘水庫本身的垮壩以及由此造成的大規模人員死亡。災難的核心事實被淡化甚至從公共記錄中消失，而黨的領導、群眾抗災和「戰勝困難」卻成為宣傳重點。
這種宣傳邏輯有一個共同特點：災難首先不是一個需要公眾知道全部事實的公共事件，而是一個必須經過政治加工以後才能進入公共空間的事件。
災難太嚴重，不能立即全部說。死亡數字太大，不能輕易說。責任問題太敏感，更不能隨便追問。
等到政治上認為適合報道的時候，報道的重點往往已經從「發生了怎樣的災難」，轉向「在正確領導下怎樣戰勝了災難」。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政治宣傳轉換：把災難變成政績，把苦難變成讚歌，把受害者退到背景，讓最高權力站到畫面的中央。
今天的中國已經不同於毛澤東時代。數碼攝影、手機、互聯網、商業衛星以及跨境信息傳播，使徹底封鎖一場巨大災難變得越來越困難。
這次吉隆泥石流尤其如此。災害橫跨中尼邊境，尼泊爾方面的大量現場影像、外國記者報道和衛星資料，使中國一側不可能像幾十年前那樣讓災難長期消失在公眾視野之外。
但是，技術環境發生了變化，並不意味著政治宣傳的基本邏輯已經完全改變。觀察這次中國官方報道，仍然可以看到一種明顯的優先順序：
首先是習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其次是中央領導部署；再是各級幹部貫徹落實；然後才是具體救援情況和災民處境。
因此，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領導人應不應該對重大災難作出指示——當然應該——而是：為什麼災難新聞總是首先需要證明最高領導人的正確、關懷和重要性？
當一個國家的災難報道首先承擔為最高權力增加政治合法性和道德光環的任務時，新聞就很容易從記錄事實轉變成塑造形象。
災民的痛苦、死亡數字、預警失敗、制度漏洞以及救援中的錯誤，也就容易退到次要位置。這正是現代新聞與政治宣傳之間的一條重要分界線：
現代新聞首先忠於事實；政治宣傳首先忠於權力。
真正尊重人民生命的災難報道，不應該把受害者當成最高統治者展示英明領導的背景。災難中的第一主角應該是災民，而不是領導人。救災的首要目的應該是減少死亡，而不是製造政績。新聞的首要任務應該是告訴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而不是證明誰永遠正確。
八、「災難發生在尼泊爾一側」為什麼值得注意？
中國官方多篇報道在介紹吉隆災害時，都特彆強調災害由「尼泊爾一側」發生的泥石流造成。從地理和科學角度說明災害源頭當然完全必要。如果冰岩崩塌的起始點確實位於尼泊爾境內，那麼新聞就應該如實報道。但是現代新聞還必須警惕另外一個問題：地理上的災害源頭，不能變成政治上的責任轉移。冰川究竟在哪裡崩塌，與中國境內有沒有足夠的災害預警、跨境信息共享、人員疏散機制、口岸風險管理和應急準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
自然災害可以來自境外。政府保護本國境內人民生命的責任卻不能因此來自境外。因此，一個真正開放的災后調查還應該追問：中尼之間有沒有實時的跨境災害預警機制？中國方面什麼時候第一次獲得異常信息？吉隆口岸有沒有收到預警？如果收到，提前了多少分鐘？如果沒有，為什麼沒有？未來怎樣避免類似災難再次造成如此慘重的傷亡？
這些問題不是「抹黑」。這些問題正是現代災害治理的一部分。
九、新聞自由不是給政府添亂，而是在幫助政府糾錯
專制政治經常把信息控制解釋成維護秩序。重大災難發生以後，這種邏輯尤其明顯：不要傳播未經證實的信息。不要製造恐慌。不要影響救援。不要「造謠」。其中當然有合理成分。重大災難中虛假消息確實可能造成恐慌，甚至妨礙救援。
但是，從「制止惡意謠言」到「只有官方可以定義事實」，中間存在一條極其重要的界線。如果記者不能獨立調查，普通人上傳的現場視頻可能被刪除，與官方數字不同的說法可能面臨追責，那麼結果不是社會沒有謠言，而是社會越來越難以判斷：官方數字本身是否準確。
真正具有公信力的數字，不是因為政府禁止其他數字存在，而是因為它能夠接受獨立核實。真正具有權威的政府，也不是因為它能夠刪除質疑，而是因為它能夠回答質疑。
十、尼泊爾真正「贏」的，不是它沒有失敗，而是失敗可以被看見
尼泊爾當然不是一個治理完美的國家。它貧窮，基礎設施薄弱，山區交通困難。這場災難中水電工程的安全、預警系統、土地利用和氣候風險管理，同樣值得嚴格調查。
死亡近千人、失蹤近四千人，本身就是一個極其慘痛的現實。因此，把尼泊爾描繪成救災「完美典範」，同樣是不準確的。
但是尼泊爾有一個極其重要的制度優勢：它的失敗可以被報道。政府數字可以被記者核實。災民可以面對鏡頭抱怨。反對黨可以批評政府。記者可以進入災區。外國媒體可以拍攝死亡、混亂、失敗，也可以拍攝勇敢、救援和希望。這意味著政府不能完全壟斷災難的解釋權。而這恰恰是現代政治文明極其重要的一部分。
十一、一個真正強大的國家，為什麼應該允許別人看到自己的災難？
極權政治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暴露問題等於損害國家形象。於是災難發生以後，總是擔心數字太大，場面太慘，質疑太多，批評太尖銳。
但現代政治文明恰恰建立在另一種國家觀念之上。國家的強大，不是因為沒有人能夠報道它的失敗，而是因為它能夠承受失敗被公開。
一個政府真正的自信，不是讓全國只剩下一種聲音，而是即使面對記者追問、災民憤怒、專家質疑和反對黨批評，整個國家仍然能夠正常運轉。
災難中的新聞自由甚至能夠直接保護生命。一個失蹤名單的公開，可能讓親人提供線索。一段現場視頻的傳播，可能讓救援部門發現被忽略的地點。一個記者揭露物資沒有送達，可能促使政府立即糾正。一位專家公開質疑堰塞湖風險，可能推動提前疏散。
信息不是救災的敵人。信息就是救災基礎設施的一部分。
十二、從「舉國體制」到現代治理：真正需要比較的是什麼？
中國長期強調「集中力量辦大事【相關閱讀:集中力量辦大事不一定能辦好事】」。這種體制在調集軍隊、大型機械、工程資源和行政力量方面確實可能具有明顯優勢。但是現代災害治理需要的不只是力量。它還需要信息。需要監督。需要地方自主判斷。需要社會參与。需要專業機構的獨立意見。需要記者提出令人不舒服的問題。需要政府在錯誤發生以後承認錯誤。需要人民知道真實發生了什麼。
一個只能集中資源、卻不能容忍獨立信息的體系，是不完整的現代治理體系。因為救災最大的敵人不僅是泥石流。還有錯誤的信息。遲到的信息。被過濾的信息。以及沒有人敢於向最高權力報告的信息。
十三、熱搜上的娛樂新聞，真正暴露的又是什麼？
災難發生期間，中國網路上娛樂和私人糾紛話題一度佔據大量注意力，引發官方媒體批評公共議題被流量擠壓。這個現象值得討論。但是問題不能僅僅歸結為「網民為什麼關心娛樂」。更深的問題是：當真正重大的公共事件缺少充分、持續、獨立的信息供應時，公共輿論空間還能夠討論什麼？
如果災區記者不能自由採訪，普通人的視頻不斷消失，權威信息主要來自少數官方渠道，那麼即使社會高度關注災難，也缺乏足夠的信息進行持續討論。
於是，一個非常荒誕的局面可能出現：一方面，政府批評娛樂新聞擠占公共議題；另一方面，真正的公共議題又不能完全自由地成為公共討論對象。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是由另一個更大的權力決定「今天全國人民應該討論什麼」。真正的解決辦法恰恰是：把公共空間還給社會。讓記者報道，讓災民說話，讓專家分析，讓網民質疑，讓不同媒體競爭，讓事實本身決定什麼值得成為頭條。
結語：天災沒有制度，救災和新聞卻有制度
2026年8月26日的冰川崩塌沒有選擇中國，也沒有選擇尼泊爾。洪水不會閱讀憲法。泥石流不知道什麼叫民主，也不知道什麼叫專制。但是洪水到來以後，人類社會怎樣反應，卻與制度密切相關。
我們不能因為尼泊爾允許記者自由報道，就證明尼泊爾每一項救災措施都正確；也不能因為中國實行嚴格的信息控制，就否定每一個中國救援人員的努力。
真正應該比較的，是更深層的問題：災難發生以後，事實屬於誰？屬於政府嗎？屬於執政黨嗎？屬於宣傳部門嗎？還是屬於整個社會？
現代政治文明的答案應該十分清楚：事實不屬於任何政府。政府有責任發布事實，卻沒有權力壟斷事實。記者有權調查事實。災民有權講述事實。專家有權質疑事實。公民有權知道事實。
同一場災難橫跨中國和尼泊爾，卻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信息景觀。這給我們留下的最重要啟示，也許不是「哪個國家的救援隊更加勇敢」，而是：
一個現代國家不僅必須有能力救人，還必須允許人民看見它怎樣救人；不僅必須公布數字，還必須允許別人核實數字；不僅必須接受讚揚，還必須允許批評；不僅必須擁有強大的國家機器，還必須讓這個國家機器受到社會監督。
專制制度習慣於認為，控制信息能夠維護權威。現代政治文明告訴我們的卻恰恰相反：真正的權威來自可信，而可信來自公開；真正的力量不是隱藏災難，而是面對災難；真正的制度自信，不是只允許人民看到政府希望他們看到的東西，而是即使所有事實都被公開，政府仍然經得起人民的審視。
災難終究會過去，道路終究會重新修通，廢墟也終究會被清理。但是災難留下的另一個問題不會因此消失：
在人民最需要知道真相的時候，一個國家究竟選擇讓人民知道，還是選擇替人民決定他們應該知道什麼？
這才是這場中尼跨境災難留給現代政治文明最沉重的制度問題。
2026年9月1日 寫于紐倫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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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資料
- Government of Nepal,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National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nd Management Authority (NDRRMA)：關於2026年8月26日Rasuwa、Nuwakot等地區冰川崩塌及洪災的災情通報、失蹤與獲救人員資料庫及Situation Reports，2026年8—9月。
-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overnment of Nepal: 「Fourth Press Briefing on Bhote Koshi Flood,」 2026年9月1日。尼泊爾外交部公布，截至當時已發現1,010具遺體，約4,000人仍失蹤，超過11,800人獲救，超過21,000名尼泊爾軍隊、警察和武裝警察人員投入搜救、疏散與救援工作。
- Reuters, 「Nepal flood death toll crosses 1,000, rescuers reach remote areas,」 2026年9月1日。報道尼泊爾死亡人數升至1,050人，約4,000人仍然失蹤，其中583人為外國人，並介紹持續進行的道路、隧道和水電站搜救工作。
- Reuters, 「Last-minute flood warning saved over 900 Nepal students, school head says,」 2026年8月31日。採訪特裡布萬·特里蘇里中學校長Rajendra Dawadi，報道其在洪水到達前約14分鐘緊急組織900多名學生和16名工作人員撤離，學校隨後被洪水摧毀。
- Associated Press, 「Mass burials in Nepal as death toll from flash floods exceeds 1,000,」 2026年9月1日。報道尼泊爾災情、失蹤人員、外國受災者、大規模搜救以及災后遺體身份識別等情況。
- Associated Press, 「Drones helped find people after Nepal floods but the search inside hydropower tunnels is a challenge,」 2026年9月1日。報道無人機、熱成像技術及救援人員進入受災水電站隧道搜救失蹤人員的情況。
- Nepal Army / Radio Nepal: 「Army rescues 25 people, deploys 14 helicopters to flood-hit areas,」 2026年8月26日。報道災難發生當天尼泊爾軍方出動6架軍用直升機，並協調8架民間直升機參与救援。
- 新華社：《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已致16人遇難546人失聯 搶險救援加速推進》，2026年8月30日。報道截至8月29日18時中國吉隆一側16人遇難、546人失聯及救援、安置和道路搶通情況。
- 新華社：《西藏吉隆泥石流災害排查出261名失聯外籍人員》，2026年8月30日。報道失聯外國人員共261人、來自23個國家。
- 新華社：《西藏吉隆泥石流災害新聞發布會實錄》，2026年8月30日。包括西藏自治區政府有關災害來源、傷亡失蹤人數、救援部署以及習近平指示、李強赴災區等官方敘事和政策信息。
- ARD / Tagesschau, Eva Lamby-Schmitt: 「Sturzflut in Nepal und Tibet: Wie China Informationen aus Tibet kontrolliert,」 2026年8月29日。報道西藏災區無法進行獨立、自由的現場新聞採訪，外國記者進入受到嚴格限制，以及中國網路上災害初期現場影像遭大面積刪除的情況。
- Reuters, 「Chinese rescue work in Tibet flood disaster zone still trudging along days later,」 2026年9月1日。報道中國吉隆一側因國道216線損毀、惡劣天氣、河流湍急和地形不穩定造成的巨大救援困難，以及中國安能機械設備和人員的搶通工作。
- Amartya Sen, 「Press freedom: what is it good for?」 Index on Censorship, 2013。森以1959—1962年中國大飢荒為例，分析新聞自由、信息封鎖和政府糾錯能力之間的關係，指出嚴重的信息控制使政府本身也受到虛假信息和自身宣傳的誤導。
- Hongwei Xu and Geng Tian, 「Is Lying Contagious? Spatial Diffusion of High-Yield 『Satellites』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26, No. 3, 2020, pp. 632–672。研究大躍進時期「放高產衛星」和誇大糧食產量信息如何在政治壓力和政治忠誠機制下擴散。
- Thomas P. Bernstein, 「Mao Zedong and the Famine of 1959–1960: A Study in Wilfulness,」 The China Quarterly, 2006。分析大躍進、大飢荒時期毛澤東、反右政治壓力、政策錯誤以及異常死亡之間的關係。
- Human Rights Watch/Asia, The Three Gorges Dam in China: Forced Resettlement, Suppression of Dissent and Labor Rights Concerns, 1995，特別參見其中關於1975年板橋、石漫灘水庫垮壩及新聞封鎖的專題材料。報告指出，當時官方媒體長期沒有公開報道兩座水庫潰壩本身及其大規模傷亡，並討論不同死亡人數估計。
- U.S. Geological Survey (USGS), 「The Gorges Dam, China—Geologic Hazards,」 Open-File Report 2008-1241。資料提及1975年板橋水庫垮壩及連鎖潰壩事件，採用超過26,000人死亡的直接災害死亡數據。
- Association of State Dam Safety Officials, 「Banqiao Dam (China, 1975), Dam Failures and Lessons Learned.」 匯總板橋水庫災難的工程原因、死亡人數不同估計以及中國政府長期限制新聞公開的歷史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