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歷史不應成為中共對台政治工具
作者: 張亞柔
中國國台辦10月14日針對總統賴清德國慶談話,指控台灣政府鼓吹「台獨史觀」、「媚日戀殖」,甚至稱其為「歷史的罪人」,並以「數典忘祖」等語言進行政治批判,顯見北京試圖將二戰歷史、民族認同與統一主張相互連結,藉由歷史敘事強化對台政治施壓。
歷史貢獻不等於主權授權
二戰期間,中華民國政府領導中國軍民對日抗戰,是不能抹滅的歷史事實。然而,中華民國的抗戰歷史,不應被簡化為中共政權的專屬功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當時的抗戰主體與後來成立的中共政權,必須在歷史脈絡中加以區分。北京若將中國人民的抗戰貢獻直接等同於中共的政治正當性,便是以當代政治目的重新包裝歷史。
承認中國人民在二戰中的抗戰貢獻,不代表必須接受北京對台灣的主權主張。北京經常援引《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降伏文書,主張台灣回歸中國是二戰勝利的成果,但歷史文件的實際內容,仍須接受具體檢視。
1951年《舊金山和約》第二條乙款明定,日本放棄對台灣及澎湖的一切權利、權利名義與要求,卻沒有明文指定台灣及澎湖的受讓方。美國在台協會2025年9月12日也曾指出,相關二戰文件並未決定台灣最終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中華民國政府對戰後台灣地位有其一貫的官方法律立場。不同立場應依據文件內容與法律論證加以檢視,而不是由北京單方面宣布結論。
關鍵在於:即使承認二戰的歷史成果,也不能直接推導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台灣主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於1949年,至今從未實際統治台灣;北京若要主張對台灣擁有主權,須提出相應的歷史與法律論證,不能僅以政治宣示取代論證。
從歷史爭議到政治忠誠測驗
國台辦面對不同的歷史觀點,不是單純提出史料逐項辯論,而是使用「媚日戀殖」、「數典忘祖」等標籤,將歷史詮釋轉化為政治忠誠問題。這種做法將複雜的歷史爭議簡化為非此即彼的對立:不接受北京的說法,就可能被指控為否定抗戰、背叛民族,甚至被扣上謀求台獨的帽子。
這種論述不只是在爭奪歷史詮釋權,也在壓縮台灣自主討論歷史與政治前途的空間。台灣社會對戰後歷史、國家認同及兩岸關係存在不同觀點,本來就應透過史料、研究與民主辯論加以釐清,而不是由北京決定何種說法才符合所謂的民族大義。
從認知操作的角度來看,當歷史事實、政治評價與身份標籤被混合在一起,閱聽者就容易忽略證據本身,轉而依照情緒與立場判斷是非。當歷史被用來區分誰是忠誠者、誰是背叛者,討論便可能從追求真相轉向政治動員。北京透過這種方式,不只是在回應賴清德的談話,也試圖將台灣對自身歷史的詮釋,納入其反對台獨與推進統一的政治框架。
抗戰歷史不能成為統一主張的通行證
北京強調中國與美國在二戰期間曾經並肩作戰,藉此凸顯中國在戰後國際秩序中的地位,具有其歷史與外交考量。然而,二戰期間的盟國合作,不代表當代國家必須接受北京對台灣問題的所有主張。共同抗敵的歷史,也不能直接推導出今日台灣必須接受中共統治的結論。
台灣無須為了反駁北京而否認中國人民的抗戰貢獻,也不應迴避中華民國自身的抗戰歷史。真正應該做的,是完整保存史料、釐清歷史脈絡,並讓不同觀點在民主制度下接受公開檢驗。尤其面對北京選擇性引用歷史文件的論述,更應逐一核對原文、法律效力與適用範圍,避免讓政治宣傳取代法律分析。
歷史是共同記憶,但不是政治并吞的授權書。台灣尊重二戰歷史,也尊重所有反抗侵略者的犧牲,但台灣人民的民主制度、生活方式與未來選擇,不應由北京以歷史之名加以定義。真正尊重歷史,就應尊重事實與證據,而不是以強權要求台灣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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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