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紙通知，習近平21大去向已定；他為習近平埋下人亡政息的種子
作者： 章天亮
中共的官員們都是為了個人利益走上仕途的。習近平一方面對他們嚴厲督責，讓他們出政績，另一方面又嚴厲禁止他們謀取個人利益。一旦出錯又有嚴厲的懲罰，等於他們一點好處撈不到，但卻必須承擔無限責任。沒有任何官員會過得舒服，因此一旦真的出現風吹草動，他們一定扮演那個牆倒眾人推的角色。
我們剛剛說到21大中共黨代表的審查規則，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2442，或者說維護習近平的核心地位。與此呼應的是，五中全會結束以後，《人民日報》上出現了一系列高級領導人的署名文章。王滬寧、蔡奇、李希等政治局常委紛紛談全面從嚴治黨，強調習近平的政治領導和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尤其是王滬寧的文章，稱習近平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和強烈的責任擔當，直面過去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管黨治黨不嚴不實不力等問題。把這些文章與二十一大代表選舉通知放在一起，就會發現一個非常鮮明的政治現象：越是接近最高權力交接的關鍵時期，公開政治語言就越強調一致、忠誠和維護核心。於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問題出現了：滿朝文武都在高唱讚歌，是不是就意味著最高領導人真正獲得了所有人的忠誠？
我倒覺得，事情可能恰恰相反。一個人表現出來的忠誠程度，與他真正的忠誠程度，未必成正比，甚至相反。其實我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你讓我違心的誇某個人，我是誇不出口的。能把習近平誇成這樣，肯定是口不對心的小人。這種小人，說什麼都不值得相信。尤其是在高度集權的政治環境中，公開表態越激烈，越值得追問其背後的動機。
一個人讚美最高領導人，可能出於完全不同的原因。有的人確實認同他的理念，有的人是為了獲得職務晉陞，有的人是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還有的人純粹是出於恐懼，擔心自己不表態就會被懷疑政治不忠誠。這幾種忠誠，表面上可能完全一樣，但是一旦政治環境發生變化，結果就可能截然不同。真正建立在原則和信念之上的忠誠，未必會隨著個人利益變化而改變；但如果一個人的忠誠本來就是建立在權力、職位和利益之上的，那麼當原來的領導人失去權力時，他改變效忠對象，在行為邏輯上就沒有什麼奇怪的。因為他從來不是忠於某個人，而是忠於能夠給予自己利益的權力。
這個分析用在王滬寧身上就特別合適。一些人管王滬寧叫三姓家奴，因為他跟過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每個人他都能發明一套理論。但他真的終於江澤民和胡錦濤嗎？肯定不是。否則他在起草五中全會要通過的關於從嚴治黨的決議時，為什麼要寫下「直面過去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管黨治黨不嚴不實不力等問題」，這不就是在批評江胡時代的黨建嗎？沒有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提拔，就不會有王滬寧的今天，但王滬寧如果可以背叛江胡，甚至在栗戰書想要在胡錦濤被架出二十大會場的時候站起來送一下，或者有所表示，王滬寧阻止栗戰書，那麼他為什麼不能背叛習近平呢？
但這裏我要說，王滬寧在一手打造要終於習近平的理論的時候，卻也親手為習近平埋下了人亡政息的種子。為什麼呢？五中全會之後，中共高官對習近平的滾滾諛詞，網上有人比作星宿老怪的弟子，平時誇星宿老怪德配天地、威震寰宇，但星宿老怪被虛竹打敗之後，這些人立刻就開始可頌虛竹。中共高官比這些江湖混混還不入。明末清初思想家顧炎武的一句名言，叫做「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這句話出自《日知錄》的《廉恥》篇。顧炎武為什麼特彆強調士大夫的廉恥？因為士大夫是讀書明理的人，讀的是聖賢之書，給老百姓做一個道德榜樣的，老百姓也尊重讀書人。因此讀書人本來應該做文化道統的守護者，他們的無恥，就會敗壞整個社會的風氣。
王滬寧，就是這麼個人。他讓我想起五代十國時期一個非常著名的人物，馮道。馮道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極其特殊的官僚。他歷經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等多個政權，還曾在契丹統治時期任職。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王朝滅亡了一次又一次，馮道卻長期維持高官厚祿。他甚至寫了一篇《長樂老自敘》，回顧自己一生的仕宦經歷。歐陽修讀了以後，非常憤怒，認為馮道居然把歷仕多朝當成值得誇耀的事情，稱他無廉恥。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裏面批評得更加尖銳。他說，馮道在國家存在的時候，佔據高位卻不能堅持原則；國家滅亡的時候，又趕緊保全自己，迎接新的統治者。司馬光最後用了兩句話，幾乎成為中國歷史上批評政治投機者最有名的文字：「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什麼意思？皇帝一個接一個地滅亡，馮道卻始終富貴如常。司馬光甚至把馮道稱為「奸臣之尤」。
不知道習近平能否認識到王滬寧才是真正的兩面人。至少他對於江澤民和胡錦濤就是兩面人。如果江胡在位，他絕對不敢說管黨治黨弱化虛化這種說法。
事實上，我覺得習近平走到這一步，周圍已經沒有什麼他可以信任的人。假如最高領導人認為，既然官員可能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團，既然有人可能不忠誠，那麼最好的辦法就是不斷整肅、不斷撤換，把整個官僚系統變成一部機器，每一個人都是可以隨時更換的螺絲釘。最近《大紀元》引述匿名消息人士的說法，認為習近平正在試圖建立這樣一套政治體系。一個官員出了問題，馬上換另一個；一個部門出現獨立的權力中心，就把這個權力中心拆掉；所有零件都必須服從最高領導人的指揮，沒有任何一個零件能夠影響整部機器的運行。
這種想法過於理想化了，完全不現實。我們以前談過現代政治學中的兩個概念，一個叫政務官，一個叫事務官。政務官主要負責政治決策、政策方向和政治責任，事務官則負責具體行政執行、專業管理和組織運作。兩者之間並不是絕對分離的，但是在具有成熟職業文官制度的國家，通常存在這樣一種分工。政務官可以隨著政府更替而更換，事務官卻需要保持相當程度的連續性。比如美國換了一屆總統，可以更換國務卿、財政部長、國防部長，但是不能因此把整個國務院、財政部和國防部的專業人員全部換掉。因為一個國家的財政如何運行，外交關係如何維持，軍隊如何進行裝備採購，情報系統如何分析風險，都需要長期積累的專業知識。一個部長可以今天上任、明天下台，但是幾十年積累的行政經驗，不可能通過一紙任命令立即覆制出來。
這裡有一個最簡單的道理：權力可以授予，能力卻不能授予。你可以任命一個人為財政部長，但不能因為任命他，他就自動懂得國家財政；你可以任命一個人為軍隊司令，但不能因為授予軍銜，他就自動擁有指揮覆雜現代戰爭的能力。一個國家機器真正能夠運轉，靠的不只是上面有一個發號施令的人，還靠下面有一整套專業知識、制度程序和組織經驗。
中國歷史上其實早就有人認識到了皇帝與官僚系統之間的這種關係。北宋有一位名臣叫文彥博，在宋神宗時期與王安石討論變法問題。文彥博認為，祖宗法制不應該輕易改變，否則會失去人心。宋神宗反問他說，改變法制，士大夫確實有很多人不高興，但是對於老百姓有什麼不利呢？文彥博回答了一句流傳千古的話：「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這句話出自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這裏的「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通常被理解為皇帝與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文彥博的這句話至少反映出一種政治現實：皇帝雖然擁有最高權力，卻不能脫離官僚集團獨自治理國家。
由於習近平不能沒有官僚體系，而獨自治理國家。那麼他對於官僚的管理必然讓官僚們離心離德，於是習近平就對他們進行更加嚴厲的管理和處罰。我想起《史記·李斯列傳》中的一段歷史。秦二世胡亥繼位以後，想要盡情享受皇帝的權力，又不願受到任何人的約束，於是李斯迎合他的想法，獻上了一套所謂的「督責之術」。李斯說，實行督責之術以後，就可以做到「主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也就是皇帝能夠控制天下所有人，卻沒有任何人能夠控制皇帝。李斯還說，「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就是讓所有人為君主服務，而不是讓君主為天下人服務。
可是，歷史最諷刺的地方就在這裏。李斯幫助秦朝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官僚制度，後來又勸秦二世進一步強化君主對臣下的控制，最後他自己卻死在了這套政治權力結構之中。當趙高陷害李斯、秦二世決定處死他的時候，這位曾經位極人臣的丞相，也無法依靠有效的制度程序保護自己。秦國依靠法家變法形成的行政動員能力，最終統一了六國；但最終也因為專任法家，導致嚴刑酷法，民怨沸騰而亡。大秦帝國可謂成也法家，敗也法家。
王滬寧在《人民日報》文章中強調習近平解決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等問題，這屬於中共關於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正式政治敘事。還是在使整個官僚體系越來越依賴最高領導人的個人判斷？這種整齊劃一使得一個組織只有剛性，沒有韌性，平時看上去可能非常整齊，遇到重大衝擊時卻可能缺乏緩衝和糾錯能力。用材料力學來打個比方，鋼鐵的堅硬與材料的韌性不是一回事，能夠抵抗形變，並不意味著不會斷裂。政治制度也是如此。
中共的官員們都是為了個人利益走上仕途的。習近平一方面對他們嚴厲督責，讓他們出政績，另一方面又嚴厲禁止他們謀取個人利益。一旦出錯又有嚴厲的懲罰，等於他們一點好處撈不到，但卻必須承擔無限責任。沒有任何官員會過得舒服，因此一旦真的出現風吹草動，他們一定扮演那個牆倒眾人推的角色。
所以王滬寧為習近平獻上的這一套黨建理論，恰恰是一個亡黨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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