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區無力,北區無心:悉尼住房危機的雙重悖論

1 趨勢逆轉:開發商告別西區

在悉尼的住房版圖上,西區曾經是供應主力。廣闊的土地、相對低廉的價格、充足的家庭需求,使得這裡在過去十余年成為開發商大規模推盤的舞台。

受制於東部和北區土地稀缺、開發受限,政府將人口分流與資源傾斜戰略性地導向、Liverpool和Penrith等西部核心區域,打造「第二CBD」,並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如87億西北鐵路)、新商業園區和住房項目,為承接新增人口與緩解住房緊缺奠定了基礎。

然而到了2025年,情況急轉直下。

開發商們接連表示,西悉尼的新盤已經不再可行。

成本壓力:建築材料與勞動力價格持續走高;

政府收費:各類開發稅費和基礎設施徵收費增加;

價格瓶頸:Liverpool等區域,項目要可行,房價至少要比現有49萬的中位數高出60%以上;

審批拖延:規劃流程拉長,資金沉澱周期過長。

這些因素疊加,讓不少項目的財務模型徹底失靈。

Fyve公司戰略與收購主管Aris Dimos表示,對於開發商而言,在悉尼西部開發的可行性已經成為一個嚴重問題。

「這是一個令人警惕的局面,因為在悉尼西部建房已經到達臨界點,不再具備可行性。」

「人們根本不會願意花這麼高的價格買利物浦的公寓,而如果沒有財務可行性,我們顯然也無法建造。」他說。

Fyve已在羅斯灣(Rose Bay)和北布里奇(Northbridge)獲得新項目,這些地區被認為在財務上更具可行性,消費者願意支付足夠的溢價來覆蓋增加的建造成本。

「我們並非完全排除在悉尼西部開發,但在那裡的價格尚不足以支撐可行開發之前,把重心放在北區和東部顯然更符合經濟邏輯。」Dimos說。

他表示,政府的「以交通為導向的開發(TOD)」和「低中層住宅(LMR)」政策確實「解鎖」了北區和東部的一些地區,使得高密度開發和「合理回報」成為可能。

但他補充,這些措施的推動速度還遠遠不夠。

正如開發商Fyve的策略負責人所言:「我們可能需要更多可負擔住房,但對開發商來說已經不可負擔。」

這句話道出了殘酷現實:在需求旺盛的西區,供應卻因「不可行」而停滯。

開發商們已經開始轉身,把目光投向悉尼另一端——北區。

2 北區:從「避風港」到「風暴眼」

在悉尼人的印象中,北區等同於綠蔭、學區與豪宅。這裏擁有最優質的中小學、最悠閑的街區氛圍,也是悉尼平均房價最高的地區之一。

長期以來,北區對開發保持著天然抗拒。無論是Turramurra鎮中心20年未果的重建,還是議會與居民團體對、Bunnings項目的屢次訴訟,北區都堪稱NIMBY(鄰避主義)的象徵。

但形勢逼人。

當州政府推動TOD(交通導向開發)與LMR(低中層住宅)政策時,北區成了重點目標。原因在於:1. 交通便利:鐵路走廊串聯起Roseville、Lindfield、Killara、Gordon等站點;

2. 基礎設施成熟:教育、醫療、綠地與商業配套完善;

3. 支付能力強:開發商認為這裏的買家能為新房支付溢價,從而覆蓋高企的建設成本。

因此,北區正在從「拒絕者」轉變為「必爭之地」。這意味著,一場開發商與地方、居民與州政府之間的博弈即將全面展開。

綠樹成蔭的悉尼北區,開發商蠢蠢欲動。

州政府去年對39個火車站和地鐵站周邊土地重新划區,以提高住房密度。這一舉措將徹底改變北區城鎮中心的面貌,未來15年將在悉尼及區域地區交付138,000套住房。

在Roseville、Lindfield、Killara和Gordon等站點,六層公寓樓將出現在原本以遺產住宅為特色的社區。

部分當地居民已聯合打包出售,但也有人擔心社區原有的特色會被徹底破壞。與此同時,當地議會針對州政府的改划提起的法律訴訟已被暫停,議會正在制定替代方案,以保護遺產和樹木綠蔭。

3 西區與北區:可行性與心態的對照

要理解為何開發商紛紛逃離西區,扎堆北區,必須對比這兩個區域在住房開發上的巨大差異。

1 財務模型

西區:地價便宜,但買家支付力有限。為了覆蓋建築和征費成本,開發商不得不大幅拉高售價,最終與市場需求脫節。

北區:地價昂貴,但購房群體的消費力更強,願意為地段和學區溢價。項目雖成本高,但回報預期更穩。

2 政策環境

西區:長期背負「大量供給」的壓力。TOD尚未重點落地,反而是「綠地開發」的主要舞台。但缺乏同步的基礎設施投入,居民不滿,開發商顧慮。

北區:TOD政策強推。雖然議會和居民極力反抗,但州政府態度堅決:必須在既有交通節點周邊提供高密度住房。

3 居民態度

西區居民:渴望更多住房和設施,但買不起高成本新房。反對主要集中在「價格過高」。

北區居民:大多是中上階層,反對點在於「社區氛圍、遺產保護、綠樹成蔭的環境」。他們擔心高樓「摧毀」北區的傳統格調。

於是,矛盾清晰:

在西區,是買不起;

在北區,是不想要。

4 北區TOD案例:開發商與鄰避的正面衝突

案例一:Ku-ring-gai的「28層妥協」

州政府原方案:在四個車站(Roseville、Lindfield、Killara、Gordon)周邊400米範圍內,允許六層公寓,目標交付23,200套住房。

地方議會反彈激烈,甚至將州政府告上法庭。經過談判,Ku-ring-gai提出替代方案:Gordon站:最高28層,容納9012套住房;

Lindfield站:18層,9419套住房;

Roseville與Killara:限制在8層。

同時,保留80%的遺產保護區,減少社區反感。

結果:開發商對高層部分保持興趣;

居民依然擔憂失去「綠蔭社區」的特質。

案例二:遺產住宅的孤島化

約70棟遺產住宅被TOD繞開,周邊卻被高樓包圍。

業主們痛斥這是「讓我們住在博物館里」。有人表示,房產價值瞬間蒸發三分之一,還要耗資20萬、等18個月才可能申請脫離遺產名錄。

這催生了「ABOUT」組織,主張將部分低價值遺產房去保護化,避免業主「既賣不掉、又住得不舒服」。

案例三:開發商搶地 從併購到SSD

Aqualand:斥資4400萬收購Roseville多個地塊,計劃建100套公寓。

Lindfield:三棟合併,申報1.54億州重大項目(SSD),建設9層94套公寓,其中20套為可負擔住房、32套建租。

Roseville:9棟獨立屋整合,計劃267套公寓,引爆居民集體抗議。

開發商通過「可負擔住房條款」繞過地方分區,直接提交州級審批,顯示出強烈的「繞開議會」意圖。

案例四:Crows Nest地鐵站開發

新地鐵站上方,州政府批准了21層、17層和9層三棟高樓方案。儘管比早期的27層方案降低,但居民依然強烈反對,認為這是「背叛社區」。

案例五:居民的撕裂

在北區,一條街道上出現了極具諷刺的對比:一側是被孤立的遺產別墅,業主稱房價跌入谷底;

另一側是開發商興奮的地塊整合,準備推高層公寓。

年輕人、專業人士、必要行業的工作者則期待這些新公寓能讓他們「有機會留在北區」。

5 西區的「失落」與北區的「內戰」

如今,悉尼住房格局呈現出兩極撕裂:西區:土地充裕,卻因項目不可行而停滯。開發商撤退,住房目標無法實現。

北區:土地緊張,卻因支付力強而吸引開發商湧入。隨之而來的是激烈的法律戰、抗議潮與社區撕裂。

這種局面帶來了幾個結果:

1. 未解:西區沒建成、北區建得慢,供應缺口依然巨大。

2. 社會撕裂加劇:北區的反對聲音不僅關乎本地,更被賦予「全都別這樣開發」的政治色彩。

3. 政策壓力升級:州政府必須在「住房目標」與「社區抵制」之間找到平衡,否則改革隨時可能陷入停滯。

結語:悉尼住房危機的未來

在悉尼,住房問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供需矛盾,而是地理、階層與政治的交錯戰場。

西區:開發商嫌「不賺錢」;

北區:居民喊「不要破壞環境」。

而州政府則堅持要交出377,000套住房的答卷。

未來幾年,悉尼的住房故事,很可能就會在這兩塊區域上演最激烈的對抗:西區的停滯是否會繼續?

北區的抗爭是否會被高層項目和開發商攻勢突破?

這不僅是房產市場的問題,更關乎悉尼能否走出「全球第二難以負擔城市」的泥潭。

悉尼的住房版圖,正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西區:土地多,成本高,開發商說「不賺錢」;

北區:需求旺,阻力大,居民喊「不要破壞」。

這是一場關於財務模型與社區心態的雙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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