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西蘭女孩吃不下飯,被本地醫院甩開,出國自救

2026年07月23日 15:11

曾經在球場上飛奔、拿大學獎學金的女足球員,最後連一口飯都咽不下去。

更離譜的是,醫生跟她說:「你就是不想吃。」

Rachel Weatherley就醫的故事,曲折又讓人心痛。

從球場到病床

Rachel Weatherley來自Whakatane,從小痴迷足球。

「我從小學起就一直踢球,每天都是足球、足球。」

2021年,她如願簽約美國New Jersey的Felician University校隊,開始了涯。

但第二個學期,事情開始不對勁。她經常噁心、嘔吐,吃不下東西。

美國醫生說是胃部感染,吃了抗生素沒用。

隨後說是胃炎,吃藥也沒用。

疫情封關,父母無法飛過去看她,她只能放棄美國的一切,飛回紐西蘭。

「她狀態很差。抱她起來就像抱一個布娃娃,」父親Pete Weatherley回憶。「她回家了,你可以抱著她,但就是治不好她。」

接下來的幾年,Rachel的診斷像走馬燈一樣換了一個又一個:克羅恩病?排除。神經性厭食症?心理醫生評估后也排除了。

最後貼上一個標籤——「迴避性/限制性食物攝入障礙」(ARFID),治療方法就一句話:重新吃東西。

問題是她根本吃不了。一吃就痛,一吃就吐。

「他們認為是我故意不吃,但我身體上就是無法進食。我只是需要他們相信我。」Rachel說。

互聯網自救

體重掉到不足40公斤,Rachel開始自己上網查。

她在Google上搜到一些年輕女性的故事,癥狀和她幾乎一模一樣。

在Facebook和Instagram上又找到更多。

這些人指向一個她從未聽過的詞:腹部血管壓迫綜合征——血管被擠壓,器官供血不足

Hamilton的血管外科醫生Chris Holdaway看了她的情況后說:是的,你確實有這些壓迫。

Holdaway在紐西蘭是個異類。

一般外科醫生一輩子可能只遇到一兩個這種病例,他已經診斷了超過150個。

更重要的是,他還把這些患者和另一種病聯繫到一起——埃勒斯-當洛斯綜合征(EDS),一種結締組織疾病。

EDS有13種類型,最常見的是關節活動過度型,約佔90%。

美國歌手Billie Eilish也曾表說過自己被這個病困擾。

醫學界對它的了解非常有限,至今沒有基因檢測手段。它和血管壓迫綜合征之間有沒有必然聯繫,也遠未達成共識。

但Holdaway堅持認為兩者高度相關:「我累積了150多名患者。他們往往沒法好好吃飯,疼痛導致他們迴避食物。很多人被誤診為厭食症或暴食症,被扔進『心理問題』那個筐里,沒人認真對待。」

他把Rachel轉診給風濕病專家Fraser Burling。

Burling在紐西蘭更是極少數願意接診EDS患者的醫生,預約名單排到幾年後。

「他聽了我所有的擔憂。」Rachel說。

Burling確診她患有關節活動過度型EDS。

之後她又找了其他私人專家,一共拿到了10項身體診斷——沒有一項是心理問題。

一個被「嫌棄」的病

Burling用一套叫做「紐約標準」的國際指南做診斷,靠這個標準確診了約1400名EDS患者。

但因此他也惹了不少麻煩——面臨多項醫療委員會投訴(他因法律原因拒絕談論細節),同行對他的做法意見很大。

「在紐西蘭,大多數對EDS有所了解的醫生要麼是自學成才,要麼來自英國。我屬於自學成才的,」他說。他不認為自己的工作有爭議:「只有在那些拒絕花時間審視標準的人看來,它才有爭議。」

但紐西蘭公立醫療系統的態度非常明確:不接。

RNZ拿到數十封來自全國風濕科的患者拒診信。

在一封信里,Health NZ說風濕科資源只能聚焦類風濕性關節炎等炎症性疾病。另一封告訴一位Waikato患者,EDS「沒有治療方法可提供」,並說這是全國性問題,也是紐西蘭風濕病協會的立場。

協會有沒有擔心EDS被過度診斷?雖然沒有接受採訪,但從種種跡象看,答案是肯定的。

還有更深一層的擔憂。

代表血管外科醫生的Vascular Society對像Rachel這樣的患者出國手術非常警惕。

協會主席Kes Wicks說:「我們發現有人做了多次大型手術,回來后癥狀一模一樣。證據不充分,貿然手術是疏忽,是不負責任。」

病人被夾在中間

一邊是患者群體在急劇擴大。Burling一個人就確診了1400人,還有更多人在排隊。他們被告知「沒有治療方法」,被公立醫院拒之門外。

另一邊是醫學界對「這個病到底存不存在、需不需要手術」的激烈爭論。

夾在中間的,是像Rachel一樣絕望的年輕女性。

女孩劉開心,也是EDS患者,她常年在社交媒體上分享生活,也讓更多人了解到了這個病症。

2024年底,Health NZ成立了一個臨時EDS工作組,由當時的臨時國家首席醫療官Nick Baker牽頭,後來由接任的Dame Helen Stokes-Lampard接手。

工作組會議記錄寫道:「當『什麼都沒做』時,患者感到被醫療系統辜負了。」

幾個月後,一封內部郵件說:「EDS/AVCS的患者、家屬和醫生都在急切尋求快速解決方案。」

一份罕見病調查「被EDS/AVCS及相關難以定義的病症主導,淹沒了其他罕見疾病的聲音」。

但工作組在去年12月被解散,臨床路徑沒建起來。一個全國性多學科團隊從2025年中開始可以會診這類患者,但截至2026年7月,一個轉診都沒收到。

自費出國求生

Rachel的出路只剩一條——海外。

家裡人靠車庫甩賣、擺攤籌錢,送她去做手術。

2025年一個寒冬夜晚,Whakatane一家汽車經銷店外,父親Pete站在人群前,手抖著念稿子:「我們看著女兒從世界之巔,變成痛到哭、吐個不停、像一直食物中毒。從59公斤的肌肉,變成皮包骨。」

Rachel接著說:「我們大約30人自費在海外做了手術,還有很多人正在籌款。我們是有真實生活的真人。我們理應被承認、被傾聽,理應擁有一個正確對待我們的醫療系統。」

誰在定義「真實」的病?

Rachel找到了她的診斷,做了腹腔血管壓迫綜合征的減壓手術,活了下來。

但她的遭遇留下的是更廣泛的問題:當一個疾病跨越了「有明確病理」和「患者主訴」之間的模糊地帶時,誰來決定它「算不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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