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具象化了
澳洲人的日子到底有多 「難熬」 ？
一個幾十年前提出的經濟指標，
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越來越多澳洲人對現狀感到不滿。
上世紀60年代末，美國經濟學家Arthur Okun提出了著名的 「痛苦指數」 （Misery Index）：把失業率和通脹率相加，數字越高，意味著普通人的經濟壓力越大。
邏輯很簡單：如果物價不斷上漲，同時越來越多人失去工作，
人們自然會覺得經濟並沒有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
不過放到今天的澳洲，這個指標可能還需要再加上一項——利率。
如果把通脹率、失業率和央行官方現金利率加在一起，
今年澳洲的 「痛苦指數」 已經明顯上升。
按照這一演算法：最近的低點大約出現在2025年3月，
也就是阿爾巴尼斯輕鬆贏得聯邦大選前後。
當時澳洲通脹率為2.1%，失業率4.1%，官方現金利率3.85%。
但從去年年中開始，情況逐漸惡化。
到去年12月，這一指數已經比低點高出約15%。
今年隨著伊朗戰爭推高通脹壓力、央行重新加息，同時失業率開始緩慢上升，
到今年3月，澳洲 「痛苦指數」 已經比不到一年前高出25%。
雖然目前的水平仍沒有達到2022年的高峰，
但經濟壓力增加已經開始明顯影響澳洲政治。
隨著 「痛苦指數」 上升，一國黨等非主流政黨的支持率也明顯走高。
當選民對生活成本、就業和經濟前景越來越不滿時，
提供簡單答案的政治力量往往更容易獲得支持。
對於年輕人而言，
還有一個甚至比通脹和利率更加突出的壓力來源——房價。
如果把過去5年、10年甚至20年的房價漲幅也加入 「痛苦指數」 ，
年輕澳洲人的數字可能已經高得驚人。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年輕選民對綠黨等政黨的政策主張表現出更大興趣。
阿爾巴尼斯政府近期在預算案中調整負扣稅和資本利得稅政策，
正是希望解決年輕人的住房壓力。
相關改革已經對房地產市場產生影響，也引發地產行業和投資者的強烈反應。
隨著近期房價走弱， 「負資產」 問題也再次被頻繁提及，
即部分剛買房的人可能面臨房屋市值低於貸款餘額的情況。
但澳洲過去並非沒有經歷過類似調整。
2022年、2020年初以及2017年至2019年都曾出現房價下跌，
其中悉尼在2017年至2019年間房價一度下跌約14%。
珀斯2014年至2017年的長期調整則令房價中位數下跌超過15%。
相比政治層面的爭論，央行目前真正需要面對的，
恰恰就是這幾項構成 「痛苦指數」 的因素：一方面要把通脹控制在2%至3%的目標區間，
另一方面又要儘可能維持充分就業，
而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利率。
央行本周二決定維持利率不變，但行長Michele Bullock同時警告：如果通脹下降速度不及預期，房貸借款人仍可能面對進一步加息。
不過，央行此前連續3次加息的影響尚未完全傳導至經濟，
貨幣政策通常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充分發揮作用。
與此同時，房地產市場降溫也可能進一步壓低消費和住宅投資，
從而緩解通脹壓力。
這意味著，澳洲目前可能正處於一個相當尷尬的階段：通脹還沒有低到足以讓央行放心降息，
利率仍處高位，就業市場又開始走弱。
對於普通家庭來說，要真正感覺日子重新輕鬆起來，
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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