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歐脫鉤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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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地聲Edysen X
@KA594594 · Oct 11, 2026
中歐脫鉤加速
德國聯邦議院委託成立的“中國委員會”近日發布首份半年度報告，認為德國對華經濟安全狀況總體趨於惡化，供應鏈依賴仍在加深，並建議歐盟準備更有力的貿易政策工具，以應對中國在貿易爭端中可能採取的升級措施。報告尤其引人注目的一句話，是將中國同時定位為“合作夥伴、競爭對手和制度性對手”的既有戰略已經失敗。
幾乎與此同時，歐洲議會以454票贊成、86票反對、110票棄權，通過關於歐中關係的政策建議。決議一方面繼續主張同中國保持對話，另一方面要求在關鍵原材料、醫藥、電池、電動汽車、通信、半導體等戰略部門全面降低依賴，強化投資審查、技術保護和貿易反制。
德國報告與歐洲議會決議前後呼應，傳遞出一個越來越清楚的信號：中歐關係雖然還沒有走向全面脫鉤，卻正在進入制度性、選擇性脫鉤加速的階段。
一、德國轉向具有風向標意義
歐洲對華政策的變化並非始於今日。2019年，歐盟已經用“合作夥伴、談判夥伴、經濟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幾種不同身份定義中國；俄烏戰爭以後，“去風險”又逐漸成為布魯塞爾的政策關鍵詞。
但德國的變化仍然具有特殊意義。過去二十多年，德國是歐洲對華接觸政策最重要的經濟支柱。默克爾時代形成了一套看似互利的分工：中國向歐洲提供低成本商品、完整供應鏈和不斷擴大的市場，德國則向中國出售汽車、機械設備和化工產品。德國企業在中國獲得利潤，中國也通過德國技術、資本和工業管理經驗實現產業升級。
這套模式建立在兩個假設之上：第一，經貿融合可以促使中國逐漸接受國際規則；第二，中國主要是德國工業的市場和生產基地，而不是足以替代德國製造的競爭者。
如今，這兩個假設都在瓦解，中共並未因加入全球市場而走向政治開放。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反而加強黨對企業、資本和社會的控制，並越來越多地把經貿關係、市場准入和關鍵原材料轉化為國家戰略工具。與此同時，中國已不再滿足於承接歐洲產業轉移，而是在電動車、機械、化工、光伏、電池、軌道交通和數字技術等領域直接進入德國工業腹地。
德國面對的因而不再只是“如何在中國賺錢”，而是德國工業是否可能被中國製造逐步替代。聯邦議院成立審查德中安全相關經濟關係的專門委員會，意味著德國已經把對華經貿從企業利潤問題提升為國家安全問題。未來，價值鏈、能源、原材料、港口、物流和關鍵基礎設施，都可能接受更嚴格的政治與安全審查。
需要說明的是，專家委員會的報告不等於德國政府已經正式廢除對華“三重定位”。但它正在為德國下一階段的政策轉向提供知識準備和立法依據。當歐洲最依賴中國市場、也最信奉自由貿易的工業大國開始討論反制能力，中歐關係的性質便已經發生改變。
二、“去風險”正在產生脫鉤效果
歐盟仍然反覆強調，對華政策是“去風險，而不是脫鉤”。這一表述既反映了現實約束，也是一種政治修辭。中歐年貿易規模巨大，中國是歐洲重要商品來源地，歐洲則是中國最重要的出口市場之一。歐洲需要中國的稀土、永磁材料、電池、光伏組件和工業中間品；中國也需要歐洲的高端設備、技術、資本和消費市場。像冷戰時期美蘇那樣全面切斷經濟聯繫，既不現實，也會造成雙方難以承受的成本。
問題在於，“去風險”涵蓋的範圍正在不斷擴大。最初被列入安全審查的主要是5G、電信設備和軍民兩用技術，後來擴展到晶元、人工智慧、數據、港口和基礎設施，如今又延伸到電動車、電池、光伏、醫藥、鋼鐵、化工、關鍵礦產乃至政府採購。當一個經濟體最具戰略價值和增長潛力的產業都被納入安全邊界，“去風險”在累積效果上就會越來越接近局部脫鉤。
過去的歐盟主要針對某一種中國商品進行反傾銷調查；現在則開始建立包括反補貼關稅、外國補貼審查、外資審查、出口管制、政府採購限制、強迫勞動產品禁令、本地成分要求和反經濟脅迫工具在內的完整經濟安全體系。
這意味著歐洲不再只是判斷某一批中國商品是否構成傾銷，而是在重新規定中國資本、企業、技術和產品進入歐洲經濟體系的條件。可以說，歐洲在語言上仍然拒絕脫鉤，在制度上卻正在建設脫鉤能力。
三、從產業互補走向正面競爭
中歐矛盾迅速加深的根本原因，是雙方的產業關係已經從互補轉向競爭。第一次“中國衝擊”主要衝擊歐洲的紡織、鞋類和低端消費品製造。歐洲能夠接受這種代價，因為中國生產廉價商品，德國、法國和義大利則向中國出售汽車、飛機、機械、奢侈品和化工產品。歐洲消費者得到低價商品，歐洲大型企業獲得中國市場，經濟全球化因而具備廣泛的利益聯盟。
如今的“第二次中國衝擊”完全不同。中國出口的不再只是襯衫、玩具和日用品，而是電動車、電池、工業機器人、工程機械、化工產品和新能源設備。這些產品直接挑戰歐洲最重要的工業部門。特別是在美國不斷提高對華關稅、限制中國商品進入之後，中國龐大的工業產能更多轉向歐洲，使歐洲成為承受中國產能外溢壓力的主要市場。
中國2025年的全球貿易順差已經超過1.2萬億美元。2026年第二季度，歐盟對華貿易逆差達到1033億歐元。問題不只是逆差規模，而是歐洲出口中國的傳統優勢產品正在失去市場，中國對歐洲出口卻迅速向高技術、高附加值領域升級。
對德國而言，這幾乎是一場工業模式危機。德國過去依靠俄羅斯廉價能源、中國巨大市場和美國安全保護維持繁榮。俄烏戰爭切斷了第一項條件，中美戰略競爭動搖了第二項條件，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又削弱了第三項條件。如今中國企業在汽車和機械領域迎頭趕上，德國工業賴以生存的外部環境已經不復存在。
因此，歐洲政策轉硬既有地緣政治因素，也有十分現實的產業自救成分。所謂“經濟安全”，背後首先是就業、工廠、稅收以及歐洲能否繼續保持工業文明的問題。
四、中共也在推動脫鉤
中歐關係惡化不能僅僅歸因於歐洲保護主義。事實上，中共同樣在主動建設一套對西方的“去風險”體系。從“中國製造2025”到科技自立自強，從國產替代到關鍵技術攻關，從數據安全審查到稀土和關鍵材料出口管制，中國一直在降低對西方技術和市場的脆弱性。中國要求外國企業轉讓技術、擴大本地生產，同時通過補貼、信貸和政府採購扶植本國企業；一旦本土企業具備替代能力，外國企業原有的市場空間便會受到擠壓。
換言之，歐洲擔憂中國把經濟依賴武器化，中共也擔憂美國及其盟友利用技術、金融和市場優勢實施封鎖。雙方都在以國家安全名義重組經濟體系。這形成了一個自我強化的循環：歐洲越擔心中國控制供應鏈，就越加強審查和限制；中共越擔心西方圍堵，就越推進自主替代和資源管制；中共的反制又進一步證明歐洲關於依賴風險的判斷。“去風險”於是從單方面政策變成雙向行為，最終推動兩個經濟體系逐步分層。
五、脫鉤不是直線，也不等於斷交
就在歐洲議會通過強硬決議、德國專家委員會發出警告之際，中歐貿易代表又達成一項初步安排：中國可能在未來數年減少對歐洲的電動及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出口，歐方則爭取中國改善稀土出口許可，並降低部分歐洲商品進入中國市場的門檻。這一安排仍需歐盟成員國認可，但至少說明雙方都希望避免貿易戰完全失控。
這恰恰揭示了未來中歐關係的基本形態：不是簡單地從合作走向斷交，而是在施壓、談判、交換和繼續設防之間反覆擺動。歐洲不會放棄中國市場，卻會努力降低關鍵依賴；不會禁止所有中國投資，卻會把中國資本排除在部分核心基礎設施之外；不會停止政治對話，卻會降低通過對話改變中國的期待；不會在所有問題上追隨美國，卻會在科技、安全和供應鏈領域逐漸向美國靠攏。
中共則會繼續利用歐洲對美國戰略自主的追求，盡量防止歐美形成完全一致的對華陣線；同時以稀土、市場准入和在華投資作為談判籌碼，爭取為中國企業保留歐洲市場。中歐貿易總額可能在相當長時間內仍然龐大，甚至在某些年份繼續增長。但是，貿易規模已經不足以說明關係是否健康。即使商品仍在流動，技術體系、投資規則、數據網路、供應鏈和戰略產業也可能已經開始分離。
六、從接觸時代進入“冷和平經濟”
過去四十年的中歐關係，基本建立在一個自由主義信念之上：經濟相互依賴能夠抑制政治衝突，全球市場最終會使不同制度趨同。如今，歐洲正在放棄這種樂觀主義。它越來越相信，相互依賴不僅能夠創造和平，也可能製造脆弱；貿易不僅能夠增加財富，也可能成為權力工具；市場無法自動消解制度衝突，反而可能被強大的國家機器利用。這也是德國報告所謂“三重定位失敗”的真正含義。失敗的不是一句外交術語，是一整套通過經貿接觸改變中國的歷史設想。中國仍然可以在氣候、貿易和全球治理方面成為合作夥伴，但“夥伴”已經不足以平衡“競爭者”和“制度性對手”所帶來的壓力。
未來三至五年，中歐大概不會全面脫鉤，卻會形成一種新的“冷和平經濟”：有貿易而少信任，有談判而多防備，有局部合作，也始終為衝突預留工具。如果台海維持和平，這一過程仍可能被控制在產業與技術層面；一旦台海發生戰爭或封鎖，今天正在準備的投資審查、出口管制、金融制裁和供應鏈替代機制，就可能迅速轉化為真正的經濟脫鉤。
所以，中歐脫鉤不是未來才會到來的一個事件，是已經展開的一段過程。它不會以一紙宣言突然完成，而會通過一次次產業審查、一項項貿易限制、一條條供應鏈轉移和一輪輪企業撤資逐步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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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經濟全球化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雙方尚未進入冷戰，卻已走出接觸時代。德國的轉向表明，這一變化不再只是布魯塞爾的政治表態，而正在深入歐洲最核心的工業國家，進入立法、產業和國家安全體系。值得關注的，已不是歐洲是否仍然使用“脫鉤”這個詞，是被納入“安全”名義的領域還會擴大到什麼程度。當安全邊界不斷擴張，所謂去風險，最終就可能成為一場沒有正式宣布的脫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