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街頭目睹殘酷真相：那些中國女人，過得很苦
我叫陸小滿，今年三十九歲，湖南常德人，現在在一家做海外工程的央企做後勤管理，常駐印度已經三年零四個月。
我在印度待的地方不固定，最早在孟買，中間去過古爾岡、浦那，最近這一年多在班加羅爾。我這個崗位，說白了就是給項目上的兄弟們安排吃住、辦簽證、跑醫院、跑警局，一年到頭在街上跑。
我這篇東西，講的是我這三年多里，在印度見過的、嫁到這邊來的中國女人。
我不講大道理，也不講什麼民族自尊心，我就講我親眼看見的、親耳聽見的。我講的是具體的人。事情我盡量寫清楚，人名全是化名，因為她們中的很多人，現在還在那邊。
第一個故事，是我在孟買認識的，叫阿芳。
阿芳是廣東人，今年四十四五。我在孟買認識她，是在一家華人超市。那家超市在孟買的一個中國人聚居區，賣老乾媽、挂面、火鍋底料，老闆是個東北人。那天我去買東西，聽見有人在跟老闆吵架，吵的是一包粉絲兩塊五還是三塊。
我回頭看，一個女的，瘦，臉色黃，穿著一件很舊的襯衫，腳上是那種旅店裡的一次性拖鞋。她吵的聲音很大，可眼睛不敢看人。
老闆後來跟我說：這是阿芳，嫁了個印度人，姓什麼我不知道，反正是個做服裝生意的。
我第二次見阿芳，是在兩個月以後。我在街上辦事，看見她一個人走在路邊，太陽特別大，她走得很慢，一邊走一邊抹眼淚。我停下車，搖下窗戶叫她。她看見我，愣了一下，然後就哭了。
我說你上車，我們找個地方坐。
我們去了一家咖啡店。她點了一杯最便宜的東西，然後跟我說，她那天是去辦簽證續簽的，辦不下來。她跟我說了一句我到現在都記得的話：小滿，我現在的身份，是我丈夫給我的。他不給我簽字，我就是個黑戶。
她跟我講了她的事。
她原來在廣州做外貿，做服裝出口，認識一個印度客戶，做面料的，比她小七歲。那個人來廣州，英文好，會說話，辦事也利索。兩人談了一年多，那個人說他在孟買有工廠，有房子，說跟她結婚以後帶她去孟買，說我們那裡陽光好、人熱情、生活便宜。
她三十八歲那年結的婚，跟著去了孟買。
到了以後她才知道的事，我一條一條說：第一，那個人在孟買沒有工廠，只有一個十幾平米的辦公室，做的是中間商，賺的是差價。
第二，他沒有房子。他和他爸媽、他弟弟一家，住在一套兩居室的公寓里，六十多平。
第三，他之前結過一次婚，有個兒子，跟前妻。這個事他從來沒說過，是她到了以後，有一天在客廳里看見一張照片才知道的。
第四，最重要的一條——他在印度那邊，跟她結婚的時候，手續上有很多問題。她的簽證是依附於他的，每隔一段時間要續，續簽要他出文件、他簽字。也就是說，她在這邊的合法身份，是握在他手裡的。
阿芳說，第一年還好。第二年她生了孩子，是個女兒。生完孩子以後，她婆婆開始管她：不許一個人出門，不許跟中國人來往，不許用手機太久。她說她那時候最難受的一件事是，她想給她媽打電話，她婆婆把她的手機收走，說打國際長途太貴。
第三年，那個男的開始動手。
第一次是因為她給孩子喂飯，孩子不吃，她說了句方言，他以為她罵他。他一巴掌把她打在了地上。
她跟我說這一段的時候，手一直在抖。她說：我最受不了的不是打，是打完之後他跪下來哭，哭完第二天照舊。
我說：你為什麼不走。
她看著我，說了一句：我走不了。我護照在他那兒，我的簽證要他簽字。我女兒是印度籍，我帶不走。我身上沒有錢。
這是阿芳的故事。我後來幫過她一點忙，我託人聯繫了領事館，也聯繫了當地的華人互助群。她最後有沒有走成，我不敢在這裏說，因為現在那邊的情況我不清楚。我能說的是：我發現，像她這樣的人，不是一個兩個。
第二個故事，是在古爾岡，叫小琴。
小琴比我小兩歲，湖南人，跟我老鄉。她不是嫁印度人，她嫁的是一個歐洲人，四十多歲，在印度做IT外派，是個項目經理。
她的情況比阿芳好一些。她有工作，在一家國際學校教中文，一個月收入不低。她老公人有禮貌，說話客氣，不喝酒，不打人。他們住在一個有門衛、有泳池的小區里，房子三百多平，有傭人。
可是小琴有一次跟我吃飯，吃到一半，哭了。
她說：陸姐，我一天說不上十句話。
她說的情況是這樣的：她老公每天七點出門，晚上九點回來，回來以後在書房開視頻會，開到半夜。周末他去打高爾夫、去俱樂部、去跟同事聚餐，那些場合她去過幾次，全程聽不懂，也沒有人跟她說話。她在這個小區里住了兩年，認識的中國人不超過五個，其中三個是傭人介紹來的。
她說：我在這兒，是一個”某某的太太”。我去超市，人家叫我madam；我去學校接孩子（她有個繼子，是老公前妻的孩子），家長跟我打招呼，說的是”某某的媽媽”。我沒有一個名字。
她說：我最怕的是生病。去年我發燒三十九度，躺了兩天，我老公在外地出差，我一個人在那個三百平的房子里，只有傭人給我端水。我躺在那兒想，我要是死在這兒，可能要三天才有人發現。
小琴不是被打，不是被關。她是被”空”掉的。她的苦不是暴力的苦，是那種沒有人聽得見、說出來別人還覺得你矯情的苦。她跟我說：陸姐，我跟家裡打電話，我媽說”你不是住大房子嗎，你不是有保姆嗎，你還哭什麼”。
我說：你媽不懂。
她說：我也不怪她，我以前也這麼想。
第三個故事，是我在班加羅爾見的，很短，可是我記到現在。
那是一個下午，我在一個市場里買東西，看見一個中國女人，四十歲上下，帶著一個五六歲的孩子，在市場里跟人吵架，吵的是菜價。她吵得特別凶，用的是印地語，吵得很熟練，一看就是在這兒生活了很久、被生活磨出來的人。
我多看了一眼。她吵完，拉著孩子走了。她穿的是那種很便宜的紗麗——不是像中國人穿的那種改良的，是最普通的那種，因為她要在這兒生活，她得穿成這樣。
她走的時候，孩子摔了一跤，她回頭拉孩子，說的那句話，是中文：你走路不長眼睛啊。
那一句中文，我站在那兒，心裏一下子就酸了。
我不知道她叫什麼，不知道她嫁的是誰。我後來在市場那邊打聽過，人家告訴我，她嫁過來十一年，丈夫是個司機，家裡有地，她現在跟著婆婆賣菜。
我只知道一件事：她在那兒生活了十一年，她吵價用的是印地語，她罵孩子用的是常德話還是什麼話，我沒聽出來。我只知道那是中文。
我把這三個人講完，我要講我真正想講的東西。
我在這邊三年多，我自己總結了幾條。這幾條不是罵誰，是我見得太多了，我要說給還想往這邊走的人聽。
第一條，也是最重要的一條：你嫁的不是一個男人，你嫁的是一整套你不知道的東西。
阿芳嫁的那個人，她在廣州見到的，是那個人在中國做生意的樣子：穿西裝、說英語、住五星酒店。她看不到的是那個人在他自己家裡的樣子：他是長子，他要養他爸媽，他弟弟結婚要用他的錢，他前妻的兒子在法律上有他的份。這些東西，在廣州的酒店大堂里，你一樣都看不到。
我跟很多在這邊的中國人聊過，大家都說同一句話：你在國內認識的那個人，只是他在中國做生意的那一部分。他真正的那個人，在他自己家裡。
第二條：你的身份，不要交到別人手裡。
這是阿芳最慘的地方，也是最實在的一條。很多國家，配偶簽證是依附於對方的。他簽字你就能待，他不簽字你就黑了。在這種情況下，吵架、動手、威脅，都不是情緒問題，是權力問題。他手裡握著你的合法身份，你在這件事上就沒有談判的資格。
我後來跟我們這邊做海外安全培訓的人聊，人家給我一句話：出門在外的中國女人，護照、簽證、錢，這三樣，必須有一份是自己能拿到的。哪怕是一張回國的機票錢，你得有。
第三條：浪漫是最不值錢的東西。
小琴的老公，當年追她的時候，每天一封郵件，會寫詩，會說”我帶你去看世界”。他確實帶她看了世界。可世界看完了，日子是空的。她跟我說過一句特別狠的話：他說帶我看世界，是他看世界，我是行李。
第四條：家裡人的不理解，是第二道牆。
這是我最難受的一部分。阿芳跟她媽打電話，她媽說的是”你嫁出去了，就好好過，別回來丟人”。小琴她媽說的是”你住大房子還哭”。我們這邊的長輩，看的是照片：大房子、陽光、外國人、度假。他們看不到的是護照被收走、看不到的是簽證要簽字、看不到的是一個人發燒兩天沒人知道。
所以很多女人在這邊，被打了、被關了，也不敢跟家裡說。因為說了，換來的是”我早就跟你講過”。
第五條，我要說個公道話：不是所有嫁老外的中國女人都苦。
我在這邊也見過過得好的。我認識一個姐姐，嫁的是個在印度做茶葉生意的英國人，兩個人一起做生意，各管一攤，一年回兩次國，她自己有收入、有賬戶、有朋友圈。她跟我說過一句讓我特別服氣的話：我們倆是搭夥過日子的合伙人，誰也不是誰的附屬品。
區別在哪兒？我看了這麼些人，我發現過得好的那幾個，身上有三樣東西是一樣的：第一，她們有自己的錢；第二，她們有自己的身份（護照在自己手裡，簽證自己能辦）；第三，她們在這個地方有自己的社會關係——朋友、工作、圈子，不是只有她丈夫一個人。
這三樣，缺一樣都危險，缺三樣就是阿芳。
第六條：印度的特殊性，我要專門說。
我在這邊待了三年，我得說實話：印度是個很有魅力的地方，人也熱情，文化也厚，物價也低。可對於一個嫁過來的中國女人，它的難是具體的：語言。除了大城市，英文不管用，你得說當地話，你說不了，你就出不了門，買不了東西，看不了病。
宗教和家庭結構。很多家庭是幾代同堂，婆婆在家裡是有實權的。你嫁過去，你不是跟一個男人結婚，你是跟一整個家庭簽了一份你沒看過的合同。
女性的公共空間。這個我不展開說，我只說一句：在孟買、德里的一些地方，一個女人單獨上街，是不安全的。阿芳跟我說過，她剛來的時候一個人坐過一次公交，被人圍了，從那以後她不敢一個人出門。
醫療和孩子。孩子生下來是印度籍，一旦離婚或者出事，孩子的撫養權在這邊的法律體系裡判，你在那兒是外國人，你的勝算很小。
最後，我說說我自己的一點感受。
我這三年多，因為工作的關係，幫過一些同胞的忙。我見過太多人，拿著行李來的時候是笑的，走的時候是一個人。我也見過有人走不掉的。
我今年三十九，我自己也是女人。我在印度這三年，最大的一個收穫是：我以前也覺得，嫁個外國人，是浪漫的、是讓人羡慕的、是”走出去”的。我現在不這麼想了。
我現在覺得，婚姻這件事，跟國界沒關係，跟”誰手裡有東西”有關係。誰有錢、誰有身份、誰有社會關係、誰能隨時買一張機票走人，誰就有談判的資格。這些東西，跟你的丈夫是哪個國家的人，沒有關係。
我今天寫這些，不是勸誰不要嫁。我講的是”要睜著眼睛嫁”。
你要真想嫁，我勸你做幾件很具體的事：第一，去他在他們國家的家裡住三個月，不是度假，是住在他爸媽家裡、跟他弟弟一家一起住、按他們的方式過日子。三個月以後你再決定。
第二，你的護照、你的簽證文件、你的錢，必須有一份在你自己手裡。你要有自己的賬戶，裏面有一張回國的機票錢。
第三，你要有一份能養活自己的本事。語言、專業、手藝，什麼都行。你要知道，在最壞的情況下，你能靠自己在這個地方活下來，或者靠自己回國。
第四，不要跟家裡斷。我知道很多人是因為家裡反對才賭氣走的。可你真到了最難的那一天，能給你出機票錢的，只有家裡人。別把那條路親手斷了。
我最後想說的是阿芳那句話。她那天在咖啡店裡跟我說完，最後說了一句：小滿，我最難受的不是被打，是我發現我回不去了。
她說：我媽去年走了，我連最後一面都沒見上。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一滴眼淚都沒有。她已經哭不出來了。
我坐在她對面，我不知道說什麼。我那天從咖啡店出來，孟買的太陽特別大，街上人很多，牛在路邊走，喇叭響成一片。
我就想一件事：這些女人，來的時候都是興高采烈的，都是被人羡慕的。她們走的時候，都是一個人。
我寫出來，不是為了嚇誰。我就是希望，下一個要往這邊走的中國女人，能在走之前，把這幾件事想清楚。你能把日子過好，我替你高興；你要是有一天想回來，我希望你有能力自己買那張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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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刀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