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惡，不是性壓抑的發作，而是被毛駕馭、利用的惡（附陳家梁子文）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2026-10-16 卜傘的博客
陳家梁子先生的文章，把江青的暴烈、猜疑和歇斯底里歸因於性壓抑：毛澤東冷落她，她的慾望與自尊得不到滿足，被壓抑的“力必多”便化作文革中的瘋狂。這篇文章抓住了一個真實的情境，那就是江青建國后在私人生活中長期被邊緣化，與毛的關係更多是政治性的。但它的解釋方向，我不能同意。
我的看法是：江青的惡，不是性壓抑的發作，而是毛澤東以冷落控制她、並且利用她的惡。冷落不是病因，而是閥門；歇斯底里不是核心，而是閥門邊漏出來的一點氣。
還有一個必須先說清楚的問題：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我的回答是：論權力結構里的位置，她是毛的工具，用不用、用到什麼程度、事後由誰擔責，都由毛決定；論意志，她不是工具，她有自己的野心、私怨和名單，是主動而自願的執行者，是共謀。這兩句話並不矛盾，文章後面會展開。
性壓抑說為什麼解釋不了江青的惡
第一，時間順序對不上。江青在上海時期就以爭強好勝、好惹是非著稱，那時她與毛毫無關係，談不上“被冷落”。一種性格在誘因出現之前就已成型，誘因就只能是放大器，不可能是成因。需要說明的是，關於她早年的描述，不少出自她倒台之後的回憶與傳記，帶有事後色彩，所以這一條我不讓它單獨承重，而是與下面幾條合起來用。
第二，發作有方向。真正意義上的情緒失控，應當是不挑對象的：壓力到了，哪裡都可能崩。可是江青的暴怒有明確的指向，她對身邊工作人員、對政治對手、對下屬可以聲嘶力竭、無理取鬧，在毛面前卻謹小慎微，處處察言觀色。一個會看對象調整“失控”程度的人，她的失控里有很大的算計成分。能選擇向誰發火，說明火是可控的。
第三，她的惡，形態不是發作，而是行動。發作是一陣一陣的、無組織的；迫害卻是有名單、有專案、有程序、有目的的。文革中，她以中央文革小組第一副組長的身份，參与並推動了對劉少奇、王光美等人的迫害；她也整肅了不少三十年代上海文藝界的舊識，王瑩、鄭君里、趙丹等人在文革中被關押，王瑩、鄭君里死於關押期間。不少研究者認為，這裏面有清除她早年經歷的見證者的動機。這樣的行為需要記憶、算計和長期的耐心，而不是內分泌。
第四，原因與後果不成比例。性壓抑是一個檔次太低的原因。它最多能解釋一個人在私人生活里的怨氣和壞脾氣，卻承擔不起名單、專案、批鬥會和監獄所代表的那一整套罪惡。把這麼重的後果掛在這麼輕的原因上，在因果上不成比例，在敘事上更是替罪惡留了一條退路：一個追求進步的文藝青年，因為婚姻不幸、情感不遂，一步步“淪落”為歇斯底里，讀者讀完，不覺得憤怒，反倒覺得可憐。這正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順帶一提，用情慾和婚姻來解釋女性政治人物，是一個很古老的寫法，呂后、武則天、慈禧都被這樣寫過。它看上去有“人性深度”，實際上是用私人情緒取代了對權力與責任的追問。
私域冷落，公域使用
陳文把毛對江青的冷落，當成婚姻里的私人事件。我認為它應當被當成一種用人之術來讀。
先看安置。流傳的說法是，當年黨內對這樁婚事有條件，要她不要過問政治。建國后，她長期沒有正式職位，主要是照料毛的生活、接待外賓、參与一些文化事務。她有名分而無實權，有“毛夫人”的頭銜而無毛本人的親近。
但她並不是一直被晾在一邊。六十年代初，毛在文藝領域主動依靠她：她抓京劇改革，經營樣板戲，1966年初又出面召集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會議紀要經毛親自修改；毛在1966年7月寫給她的信里，也談了他對形勢和人事的看法，可見毛並非只把她當作家裡人。所以更準確的概括是：私域冷落，公域使用。私人生活里不給她親近，政治上需要時就啟用她。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她成為第一副組長，名義上不是組長，實際上可以在許多場合代表毛的意志。她的一切權力和體面，都只來自毛一個人，可以給，也可以收。
一個被這樣安置的人，會發生什麼？她不會因此安靜下來。她會時刻等待被啟用，渴望證明自己的價值，並且為了得到啟用，願意付出任何代價。冷落製造的不只是壓抑，更是一種對權力與承認的飢餓。而飢餓的人，最聽話，也最好使。
關於意圖，需要說得嚴謹一點。冷落最初未必出於設計：毛與江青的疏遠，可能有私人感情、她的健康、早年黨內的限制等多種原因，不必證明毛一開始就在布一個局。我要說的是另一件事：無論起因如何，毛清楚這種冷落帶來的依附，維持了它，在需要時啟用她，在她越界時警告她。意圖不在冷落的起點，而在使用的全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稱之為“駕馭”，我認為並不過分。
毛要的，恰恰是她的惡
如果江青只是一個因為冷落而神經質的女人，毛沒有理由重用她。毛重用她，是因為她身上有他需要的東西：敢咬人，不怕得罪人，放得開，沒有底線（聰明的領導需要有人為他去做惡人）。有讀者評論說，毛說她“有政治頭腦”，不是說她是政治家，而是說她是一條好的鬥犬。這個比喻難聽，但切中要害。
一場要打倒大批老幹部的運動，需要有人出面做那些不便由領袖親自出面的事：點名、挑動、追查、施壓、製造氣氛。江青做了這些，毛可以保持距離，留有餘地。事情順利，功歸領袖；事情敗壞，責任可以由前台的人去背。後來“四人幫”的名目，就是這種結構的收尾，把罪責集中到幾個人身上，客觀上也讓毛和體制得以抽身。1974年，毛在政治局會議上對江青說“不要搞四人幫”，也批評過她有野心，這不是丈夫對妻子的態度，是使用者在提醒執行者不要越過界線。
當然，這個結構里不止江青一人。康生、張春橋、姚文元，以及林彪集團，都曾被毛用在不同的位置上，“鬥犬”的角色並不是她獨有。但她的位置有一點特別：她的權力不來自任何組織，只來自毛，這讓她成為最貼身、也最依附於毛的一把刀。
這也不等於毛始終得心應手。他多次壓制過她，批評過她，她也有越界的時候，這恰恰說明使用與約束是同時存在的。也就是說，毛並不是不了解她的性格，而是清楚地了解，並且持續地使用。她的惡是先在的，毛沒有製造這種惡，他做的是給它一個出口、一個方向、一個邊界。
容器與閥門：歇斯底里只是小孔
江青像一個高壓容器，裏面裝的是對權力的渴求、對他人的無情、報復心和控制欲，這些在她遇到毛之前就有了。毛的冷落，不是往容器里添了什麼，而是給它裝了一道閥門：不給她獨立的權力，不給她完全的信任，一切要看毛的臉色。閥門有兩個作用：一是限制，她不敢也不能自行其是；二是引導，她想釋放，就必須往毛指的方向釋放。
至於“歇斯底里”，在這個容器上只是一個小孔。吵鬧、猜忌、遷怒、被迫害妄想，這些確實難看，也確實是壓力的外露，但它們只是慢慢漏出來的氣，危害範圍有限，是外表上的小惡。這並不是說私人生活里的惡無足輕重，對身邊人的羞辱和遷怒同樣傷人，只是它與一個人能讓多少人付出代價，不在一個量級。真正的大惡不在小孔里，而在閥門打開之後：被她推動、參与的那些迫害，被她點名、關押、折磨的那些人。小孔漏出來的是脾氣，閥門打開放出來的是罪行。
有人會說，我講的“飢餓”，不過是把匱乏的東西從性換成了權力和承認，與陳文只差一步。差別在於，匱乏解釋的是她為什麼可以被控制，不是她為什麼殘酷。一個飢餓的人會聽話，卻未必會去整人，整人的那份狠，是容器里原有的東西。同樣，壓抑和被利用也並不互斥，她的不滿和渴求完全可能成為毛使用她的條件。但承重的是後者：讓這份不滿變成罪行的，不是她的情緒，而是毛給她的位置和授權。
所以，把一切歸於“性壓抑”，等於把問題放在了小孔上，既沒有看見容器里裝的是什麼，也沒有看見握著閥門的那隻手。
反事實：專寵只會放大她的惡
有人會問：如果毛不冷落她，給她專寵，她會不會變得溫和？
陳文的邏輯暗含著肯定的回答：慾望得到滿足，歇斯底里就消失了。我的推論恰恰相反。如果毛既專寵她、信任她，又授予她實權，那道閥門就失去了作用。那時的江青，不再需要看誰的臉色，她的權力欲、報復心和控制欲會獲得無限的正當性。歇斯底里的小孔也許會堵上，但容器里的東西，會以更大的量級釋放出來。
這個推論有三層依據。
第一，它駁的是“滿足則平和”背後的補償模型。這個模型假定她的攻擊性是匱乏的補償，匱乏消失，攻擊就消退。反方的推理，也就是得到滿足后安全感增強、攻擊性下降，要成立，必須先證明她的惡是補償性的。可前面已經看到，她的攻擊在被冷落之前就有，發作有選擇，並且指向權力。一個以權力為目標的攻擊性，不會因為得到感情而收手，只會因為得到權力而放大。
第二，歷史里有半個“實驗”。從六十年代初到文革高潮，毛對她的使用越多、授權越大，她造成的破壞就越大；到1974年前後毛開始警告、限制她，她的空間大體隨之收窄。權力越大、牽制越少，危害越大，這個趨勢在1966到1976年內部就能觀察到，並非只存在於想象里。
第三，這個推論可以被推翻。如果有證據表明，在毛給予她更多信任、更大授權的時期，她的行為反而更克制、更少傷人，它就站不住。我願意把它放在這個檢驗之下。它仍然是推論，不是定論，但它是有結構、可檢驗的推論。
她是不是毛的工具：位置上是，意志上不是
江青到底是不是毛的工具？這個問題容易說得含糊，其實答案可以很清楚，因為“工具”有兩層意思。
第一層是位置。在權力結構里，江青是毛的工具：她的權力來自毛，用不用她、用到什麼程度、什麼時候收回、事後由誰擔責，都由毛決定。從這一層看，她是被使用的。
第二層是意志。從這一層看，她不是工具。工具沒有自己的議程，江青有。她積極爭取被使用，主動擴大自己的許可權；她借運動清算舊識，這些人與毛的政治目標並無關係，那是她自己的私怨和忌諱。一個只是工具的人，不會有自己的名單。
據流傳的說法，她在1981年受審時曾自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咬誰就咬誰。這句話要謹慎引用，它既可能是辯護策略，也不能直接當作她的自我認識。但它恰好是“純工具論”最典型的表達：把自己放在沒有意志的位置上，把全部責任推給使用者。本文拒絕接受這種說法，同樣拒絕它的反面，即把一切推到她身上，說文革是一個瘋女人的傑作，毛不過是被蒙蔽、被拖累，那等於把他的冷落說成家務事，把他的用人之術抹成私事。
所以我的概括是：毛是主謀和使用者，江青是主動的執行者，二人是共謀，但並不對等。毛決定用不用，江青決定怎麼用、用到什麼程度；毛的責任重在授權與放任，江青的責任在親手去做。兩份責任不會互相抵消，也不是各打五十大板，各自承擔的，都是完整的一份。至於這個結構換一個同樣有野心的人也許照樣運轉，那並不改變一件事：坐上那個位置並且做了那些事的人，要為所做的事負責。
所以我說，江青本質上是壞人，毛澤東也是壞人。這裏的“本質上”，不是指天生，而是指：在有選擇的情況下，他們一再選擇了作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並且從中獲益。這個判斷靠的是他們做了什麼，而不是靠一個性格標籤。
結語
把江青的暴烈歸於“性壓抑”，敘事上很有吸引力：簡單，有理論背書，還帶一點悲劇色彩。但它的代價是，把一個政治機器的運轉，說成一個女人的病；把一場權力的使用，說成一樁婚姻的不幸；更把一連串有名單、有對象、有後果的罪行，縮小成了值得同情的情緒問題。
我更願意這樣理解：惡，是原本就有的；冷落，是控制的方式；利用，是目的；歇斯底里，只是這套機制運轉時漏出來的那一點氣。看清了這一點，才看得清真正該被追問的東西：不是江青的內分泌和情慾，而是一個權力結構，如何識別、馴化並使用一個人的惡，以及被使用的人，又如何心甘情願地去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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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陳家梁子 | 性壓抑：江青“歇斯底里”癥狀的成因
江青給人的形象，常常與尖刻、暴烈、猜疑、無法控制情緒聯繫在一起。她時常小題大做，過度的激動、哭喊或暴怒，講話聲嘶力竭，無緣無故地大發脾氣。
她的這些表現無疑是典型的“歇斯底里”（ Hippocrates）癥狀。“歇斯底里”病患者大多為中青年女性。弗洛伊德從性心理學的角度對“歇斯底里”癥狀的成因進行了分析。他與他的導師約瑟夫·布洛伊爾一起對歇斯底里症進行了大量臨床研究，並於1895年合著出版了開創性著作《歇斯底里症研究》，認為歇斯底里症是性壓抑導致的。當一個人的性衝動、性慾望或相關的心理創傷被自我強烈壓抑時，“力必多”（ Libido）會被壓制到潛意識中；但被壓抑的能量不會就此消失，而是會尋找其它的借口和機會宣洩。女性的性壓抑容易表現為“歇斯底里”，而男性則容易表現出暴力和攻擊傾向。
江青1914出生於山東。在五四新文化運動“解放女性”思潮的影響下，成為了一個追求進步的文藝青年。她1929年進入戲劇團體，後來在上海從事演藝活動，演出些具有進步思想的戲劇和電影。並有過幾段浪漫的感情史。
抗戰時期，她由重慶轉赴延安，1939年與毛澤東結婚。她與毛澤東的婚姻從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政治色彩。毛澤東當時已經是中共無可爭議的最高領導人，而江青則只是一位由國統區投奔延安的文藝青年。與毛澤東結婚後，也沒有給她安排一個正式職位，她的主要工作是照顧毛的生活和滿足毛的個人需要。
1949年以後，江青長期處於相對低調的狀態，主要承擔接待外賓和參与文化事務等角色。據文革史專家、《江青年譜》一書的作者余汝信考證，江青在1949至1957年間四度赴蘇聯治病，在患子宮癌后與毛已無性生活。江青時年35歲，正當盛年。1966年7月江青搬到釣魚台獨居，那裡也是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地。毛髮動文革要打到劉少奇，開始重用江青，讓她擔任文革領導小組的副組長。雖然她不是組長，但文革領導小組實際上由她掌控，她直接聽命于毛澤東。
毛澤東對待江青的方式，非常地不尊重江青。江青作為“正宮娘娘”的待遇 ，趕不上過去的皇后。過去皇帝雖然有三宮六院，但還是給皇后很高的禮遇和體面。不一定同床，但至少會有一些共同的私人時間，比如一塊用餐。而江青作為毛的唯一合法的妻子，毛既不願意與她同房，又不願意與她共度一些私人時間。同時毛公然招攬年青女性滿足他的性需求，與她們長期共同生活。到1972年前後，毛澤東的生活和日常事務處理完全由張玉鳳等人承擔。甚至江青想見到毛，都要經由張玉風傳話，很難見到毛。在生活上等於毛完全將她打入冷宮，只是在政治上無情地利用她。
江青受到毛的冷遇和無情對待，心理被極度扭曲。主要是性壓抑，江青年輕時風流成性，也曾與毛有過一段卿卿我我的蜜月期。對性和情感需求很高。在毛冷落她后，就得不到滿足。但她是毛的禁臠。毛可以有婚外性生活，她絕對不可以。即使毛冷落她，她本人和其它男人都不敢有這念頭。除非吃了豹子膽，不要命了。再加上更年期內分泌紊亂，就變得歇斯底里了。
再一個因素也很重要，個人自尊受到很大打擊。作為毛的唯一合法妻子，沒有得到毛的起碼的尊重。想見自己的丈夫一面，都要由張玉風傳話。可以想見，心理是多麼的憋屈。
毛澤東江青夫婦，與蔣介石宋美齡夫婦、劉少奇王光美夫婦、林彪葉群夫婦、周恩來鄧穎超夫婦形成鮮明對比。后四對算是相濡以沫，一直共同生活。而她與毛的關係，完全是政治夫妻。在這方面，兩人互相利用。毛利用江青作為他的政治打手，而江青則利用毛夫人的角色在毛髮動的政治運動中充分釋放她被壓抑的表現欲、控制欲和攻擊性。無論是在與政敵的鬥爭中，在與盟友的交往中，在對待身邊工作人員上，都表現出激昂亢奮、尖酸刻薄、無理取鬧，勃然大怒、突然發作的神經質特徵。時常猜疑他人，還時不時說有人要害她，患有被迫害妄想症。
江青從一個追求獨立和解放的文藝女青年淪落為“歇斯底里”，主要責任在於毛澤東對她的無情對待；其次在於她自己在毛對她如此無情的情況下，也甘願做毛澤東的“一條狗”，不願意放棄毛夫人這一身份上所附著的極大權力。當然，從存在主義哲學來看，主要責任在於她自身。人總是有選擇的。她完全可以要求與毛澤東離婚，以維護自己的尊嚴。在這一點上，她就不及賀子珍剛烈。當毛不尊重她，她就決然離開了毛澤東。
江青的“歇斯底里”在文革中表現得淋漓致盡，從文革的一些影像資料中可以看出。她是文革運動的一個縮影，響應文革運動的許多積極分子和眾多的捲入者都具有類似的特徵。從精神分析的角度，“文革”就是一個瘋人院國度的精神病大發作。充滿了瘋言瘋語和瘋狂的、癲狂的、破壞性和毀滅性的舉動，以理性的思維無法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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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10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