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屆：被時代推上前台又推向邊緣的一代
來源: 來稿 作者: 餘墨渡簡 
「老三屆」這個稱呼形成於文革時期，通常指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時仍在中學就讀的初、高中六屆學生。1966年，中國在校中學生約有一千多萬人，其中絕大多數人的正常學業隨後被打斷。
這是一代很特殊的人。
他們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前期接受基礎教育，從小唱著「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長大，學習雷鋒，接受集體主義、階級鬥爭和「突出政治」的教育。對許多人來說，革命並不是成年以後才接觸到的政治概念，而是童年和少年教育的一部分。
1966年文革爆發時，他們大多隻有十幾歲。
年輕、熱情、容易相信權威，又正處在強烈尋找自我和證明自我的年齡。紅衛兵運動迅速興起后，中學生成為其中最活躍的群體之一。有人批鬥校長和老師，有人參與抄家、破「四舊」，有人在「紅八月」捲入暴力，還有人隨著大串聯把運動帶向全國。
後來奪權、派性衝突和武鬥擴大時，一部分「老三屆」繼續沖在前面。
從這個意義上說，他們並不只是後來歷史敘述中的「受害者」。在文革最初階段，其中相當一部分人也是運動的積极參与者，少數人甚至直接成為暴力的實施者。
但歷史很快發生了反轉。
曾經被稱為「革命小將」的學生，不久便失去了原來的政治位置。學校長期停課，大學招生制度中斷，正常升學道路被切斷。1968年前後，大批城市中學生被要求上山下鄉，去農村和邊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大約七成「老三屆」經歷過不同形式的上山下鄉，另一些人進入工廠、參軍或獲得其他安排。
昨天還在城市學校里談論革命，第二天就可能背起行李前往陌生農村。
許多人沒有任何農業經驗，卻要面對繁重勞動、物資匱乏和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有些人幾年後通過招工、參軍、推薦上大學等方式離開農村；另一些人一直到1970年代末知青大規模返城時才回來；還有極少數人最終留在當地，在農村結婚成家。
同樣屬於「老三屆」，命運很快便出現巨大差別。
家庭出身是當時最重要的分流因素之一。
工人、貧下中農、幹部家庭子女，與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家庭子女，在參軍、招工、入黨、推薦上大學等方面面臨的機會並不相同。幹部家庭內部也並非始終穩定，一個幹部在政治運動中的升降，常常會立刻改變子女的處境。
今天是「革命幹部子弟」，明天也可能隨著父母被打倒而成為「黑幫子女」。
教育程度本身也造成了巨大差異。「老高三」已經基本完成高中課程，原本準備參加高考；「老初一」剛剛進入中學，正規教育幾乎從一開始就被打斷。十年後恢復高考時，同樣被稱為「老三屆」的兩個人，文化基礎可能相差很遠。
1970年代，一部分人以「工農兵學員」身份進入大學；1977年恢復高考後，又有一些人通過考試重新進入高校。整個「老三屆」中，後來真正接受高等教育的仍是少數。
更多人進入了工廠、基層單位和普通職業。
他們的人生軌跡也並沒有因為文革結束而從此平順。
一些返城知青沒有正式工作，為了生存，只能修鞋、擺攤、賣東西、開小店。改革開放初期，這批城市待業青年成為最早進入個體經營的人群之一。國家對個體經濟逐步放開，既是經濟政策變化的結果，也與城市必須解決大量返城青年的就業現實有關。
另一批人進入國營和集體企業，從學徒、普通工人慢慢熬到中年。到了1990年代國企改革和下崗潮來臨時，其中不少人再次失去穩定崗位。
少年時代遇到經濟困難，青年時代遇到文革和上山下鄉，中年又經歷經濟制度轉型——這一代人的人生，幾乎不斷跟隨國家政策的大轉彎而改變。
當然，也有人走出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老三屆」後來出現過高級幹部、將軍、學者、企業家、作家、導演和藝術家。媒體更容易記住這些成功者，因為他們的經歷耀眼，也更容易被寫進歷史。
但他們只是少數。
在這些「分子」背後，是數量更加龐大的普通人。他們沒有傳奇經歷，沒有著作和回憶錄，只是在工廠、街道、農村、基層單位中度過一生。
評價「老三屆」，因此很難用一句話概括。
他們是受教育中斷的一代，這是事實。
他們中的一些人在文革初期參加過政治迫害和暴力，也是事實。
他們後來又成為上山下鄉政策的主要承受者，同樣是事實。
受害與加害，在這一代人身上並不總是截然分開。一個1966年曾經參与批鬥老師的學生，1969年可能已經在東北農場挨餓；一個曾經熱衷造反的人，十年後也可能開始反思自己當年的行為。
1976年的「四五運動」中，就有不少已經進入青年和壯年期的「老三屆」參与其中。十年前還在政治狂熱中的一些人，此時已經開始公開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
這種變化，也是這代人歷史的一部分。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老三屆」並不存在一種統一的政治人格。
有人終身反思文革，有人堅持認為自己的青春選擇沒有錯；有人後來接受更加開放的思想，有人仍然留戀早年的政治激情；有人強調自己是受害者，也有人願意麵對自己曾經傷害過別人這一事實。
經歷相似，並不意味著結論相同。
六十年以後，這代人已經進入古稀和耄耋之年，正在整體退出社會中心。
他們年輕時曾經被時代推到舞台中央，被告訴自己能夠「改造世界」；不久以後，又被送到農村和工廠，在普通生活中重新尋找位置。
其中有人成功，有人失敗；有人獲得補償，有人終身沒有真正補回被中斷的教育和青春。
因此，「老三屆」既不是一個值得浪漫化的英雄群體，也不能簡單歸入一個無辜的受害者群體。
他們是一代被強烈政治化的青年，也是一代被政治運動重新安排人生的人。
他們曾經參与歷史，也被歷史支配；曾經傷害別人，也曾遭受傷害；有人在後來完成了反思，有人沒有。
如果說這代人的經歷今天仍有什麼意義，或許就在於提醒後人：當一個社會把十幾歲的年輕人推向政治鬥爭前線時，個人判斷、教育秩序和基本倫理都可能迅速讓位於集體激情。
而等激情過去，真正承擔後果的，往往還是那些年輕人自己，以及被他們傷害過的人。
六十年後再看「老三屆」，最值得留下的，不是簡單的歌頌或譴責，而是把這一代人的選擇、責任、苦難和分化都保留下來。
只有這樣，歷史才不會再次被寫成一句整齊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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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吳敏《「老三屆」六十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