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律師滕彪：在政治文明與公民社會方面中國應向藏人學習
來源：西藏之聲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博士近日到訪印度北部達蘭薩拉流亡藏人社區，受邀與藏人團體一道紀念天安門六四屠殺三十周年。滕彪接受本台專訪，分享對流亡社區的看法、評論美中貿易戰對西藏與人權問題的影響，並且指出未來解決西藏問題的幾種可能性。
西藏之聲：您是第幾次訪問達蘭薩拉藏人社區？您對藏人官方機構和民間社區有什麼映像？
滕彪：這是我第二次訪問達蘭薩拉，第一次是在2016年。這兩次都和官方機構、民間組織有廣泛的接觸。我覺得西藏的政府和流亡社區已經走上一個民主化的道路，經過幾十年的努力，有言論自由，有民主選舉，也有比較成熟的公民社會，在這些方面已經遠遠走在中國前面。中國現在的人權狀況非常糟糕，而且越來越差，離民主還有很遠的距離，現在是嚴格的一黨制。
與西藏之間的淵源
西藏之聲：藏人對您的認識可能始於2008年。當時您因為與江天勇等良心律師公開表示願為拉薩事件的嫌疑人辯護，而被吊銷律師執照。請介紹一下當時的情況？
滕彪：當時情況比較緊張，因為在那樣的抗議事件發生以後，中共政府不遵照程序，大規模地去抓人。根據法律，尤其是刑事訴訟法，不管是什麼人被抓，都有得到正當程序、得到律師辯護的權利。我們也知道在那種情況下，有大量踐踏程序、人權的情況，包括被抓藏人受到各種酷刑，這些都是過去一直發生的事情，在那種情況下是可以預料到的。
而中國的律師大部分都不敢去碰那種案件， 所以我們就發表一個公開聲明，說我們願意為被捕的藏人提供法律援助。作為漢人的人權律師，我覺得我們也有責任去做這樣一個表態。
但是很顯然，中國政府不準備遵守自己的法律跟程序，我們這些簽名者後來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壓。
西藏之聲：您是從那時開始關注西藏問題的嗎？
滕彪：從那之後關注的多一些，但在那之前也有過一些接觸。比如說，王力雄曾經找我討論過丹增德勒仁波切的案件。我作為人權律師，我覺得不管是藏人、維吾爾人還是法輪功學員，我們都要捍衛他們的基本人權和自由。雖然這幾類案件在中國都是非常敏感的，絕大多數人都不敢去談論、絕大多數律師都不敢去代理這些案件。
我對對西藏問題的認識也是一點一點發生變化的，上大學之前受到共產黨這種洗腦宣傳，所以我們都認為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那裡沒有什麼問題，因為官方對信息的控制。後來我逐漸了解到歷史真相與人權狀況，我個人覺得在西藏那邊的人民受到的壓迫更加嚴重，藏人有權利決定自己的未來。我也認為歷史並不像中共所描述的那樣，「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等等這些中共的謊言，一直在矇騙多數的中國人。但是對我們少數人來說，能夠了解真相併慢慢覺醒過來。之後我們便有不同的認識，而這些認識也會影響我們的行動。
樂見川普強硬，但希望他借貿易戰來推動中國結構性改革
西藏之聲：藏人、追求人權的中國活動人士、維吾爾人等，經常會去批評西方民主國家為貿易而不敢對抗中共。現在出現一位看似強硬的美國總統，敢於和中國打貿易戰，於是藏人內部便有一些聲音認為川普不像前幾任一樣光說不練，他真的敢跟中國政府展示強硬立場，而且的確有讓中國出現窘迫的樣子。 您對這種觀點怎麼看？
滕彪：在八九事件之後，西方國家對中國一直採取所謂的「接觸政策」。他們曾經幻想，讓中國進入世貿組織、進入一些國際上的法律體系，會在中國產生一種要求自由民主的中產階級力量。並且以為這種經濟方面的市場化、全球化，會使中國走上政治上的民主化。
這一套理論和說法現在被證明是錯的，但是西方國家一直都沒有去反思他們對中國的這種「接觸政策」，正是因為他們看中經濟、貿易，卻忽視人權，也沒有去推動中國民主，導致中國慢慢成為國際社會與國際自由秩序的一個威脅。
中國一直在利用國際法律體系，比如世貿組織等等，但是他們加入體系之後卻又不遵守自己的承諾和法律義務，只是利用這些東西使自己變得越來越強大，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也出現很多問題，比如說跟貿易戰有關的強制技術轉讓、竊取知識產權、網路攻擊、貨幣操控、強制補貼等等這些，越來越引起西方國家的注意，這就是貿易戰的背景。
所以一方面，我們看到貿易戰讓中國政府很難應付，這是我們樂意看到的。如果美國能夠藉助貿易戰的機會推動中國的政治改革、結構性的改革，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事情。
但另一方面，川普總統過去兩年多的言論，包括他在當選總統前的種種言論，他在人權和民主方面沒有什麼興趣，甚至作為一個商人經常變來變去，沒有一個堅定的人權民主原則。所以我們看到美國國會圍剿「中興」，川普最後又放了中興一馬，類似這種事情有不少。所以我覺得，一方面美國政府開始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這是值得歡迎的，但另一方面，美國政府應該把人權和民主作為對中政策的重要因素。
期望共產黨會維護司法獨立，只是一種幻想
西藏之聲： 作為律師，您認為在中共統治下的漢人、藏人、維吾爾人通過學習法律來武裝自己，用法律來捍衛自己的權益，是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滕彪：過去我們一直試圖努力用法律來維護自己的權利，也曾在一些個案中達到了維護權利的效果。但是整體上，在中共統治之下法律只是一個政治工具。對中共沒有什麼壞處的時候，可以按照法律來行事，但是一旦依照法律跟中共的政治目標或是一些官員的個人目標相衝突的時候，法律就會被拋棄到一邊。
中共的體制就是黨凌駕於法，所以要靠共產黨來維護司法獨立、維護法治，這是一種幻想。越來越多的人也看清了這一點，共產黨沒有打算遵守法律。雖然他立了很多法律，但是並沒有打算讓法律來束縛他的權力。對於很多權利受到損害的人來說，他們也沒有別的渠道，只能用法律來捍衛自己的權利。但是在多數的情況下，這種努力都沒有什麼結果，甚至會受到中共體系的進一步傷害。
共產一黨制下，西藏問題無解
西藏之聲：根據您對中國的觀察，以及在中國境內這麼多年的切身體驗，您認為中國在不久的將來接受「中間道路」並和平解決西藏問題的可能性有多大？
滕彪：如果共產黨還是在台上，然後堅持一黨獨裁體制的話，這種可能性就沒有。不管他跟藏人如何談判、談了什麼東西、達成了什麼協議，都沒有任何意義。
共產黨不是一個合法的政府，過去的歷史也表明共產黨不會遵守自己所簽訂的條約，他加入國際法律體系后，根本就不予以任何尊重。所以唯一的途徑，就是漢人、藏人、維吾爾人等等受壓迫的民族和團體，齊心協力推翻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並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在這樣一個新的民主制度下，大家可以用和平的方式理性地商量未來關係。無論是東突厥斯坦還是西藏，都可以跟中國組成一個聯邦，也可以按照民族自決來宣布獨立。大家也可以考慮一些實際上的限制，在一段事件之內擱置獨立的公決，過一段時間在民主穩定之後，再來通過公決的方式來決定西藏的未來。
但是這都是第二步的事情，第一步的事情就是推翻共產黨的專制，在中國建立民主。
補充
中國強大起來之後，逐漸成為國際秩序的一個威脅，西方一些國家也開始考慮改變對中國的態度和政策。越來越多的人形成共識，應該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政策，否則中國對外的滲透擴張、輸出專制模式等等，會帶來非常可怕的後果。
所以，我覺得西藏政府和藏人應該藉助這樣一個機會，來考慮如何跟中國政府打交道，應該有更加明確、更加強硬的立場。第二，也藉助這樣一個機會，來建立一個反專制的陣線，無論是海外民主人士還是維吾爾人，或是西方國家，希望看到中國民主的各方，應該建立一個工作平台、或是一個同盟，從而更有效地推翻中共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