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漢猥褻女子，何以被免罰
作者 | 冷西
編輯 | 向現
古稀之年、罹患絕症、精神異常。
在這種境遇之下，一般人的反應是彌補人生遺憾，與家人一起靜待終期。而有人卻在這種情況下激發人性幽暗，將惡意對準無辜之人。
據媒體報道，8月26日晚，湖南懷化漵浦縣，一名身患絕症的老年男性，闖入一家商鋪對獨自守店的女子進行猥褻騷擾。
而在這之前，這位老人專挑女性獨自一人守店時機，多次闖入當地不同商鋪，猥褻騷擾女性。但因其年事已高，又罹患絕症，當地警方只對其口頭警告教育，並未拘留處罰。
一位被猥褻女性親屬稱，其嫂子遭猥褻報警后，警方未作實質處罰，老人甚至揚言要來店裡報復。輿論發酵后，警方對老人做了精神鑒定，確認他有精神障礙，目前已送入精神病院治療。
據報道，該老人約70歲，患尿毒症和癌症，目前由其繼女贍養。
此前，發生過不少高齡老人違法犯罪后，未被行政拘留或監外執行刑罰等事，也出現不少惡性傷人事件后，施害者因精神障礙減輕或免於刑罰的情況。
而此次事件的主人公，一下集齊了高齡、精神障礙和絕症三種情形，讓公眾覺得他疊滿了逃脫法律制裁的buff，甚至懷疑他是藉此buff為所欲為。
這違背了普通人的樸素認知。
可以看出，此類事件中，公眾情緒的核心，不是「同情誰」或「針對誰」，而是追問法律在顧及「人道主義」價值時，如何保障更多人的秩序與安全？
合法但不公？
此次事件引起關注的焦點在於老人多次猥褻女性的行為，與其未被實質處罰結果之間的強烈反差。
依據常人樸素的道德和正義觀念，無論何人違法犯罪，都應受到處罰，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這也能震懾潛在違法犯罪之人。
否則，錯誤的「示範」，可能引發他人效仿。
但在現實中，法律規定有時與這種常識存在錯位。如本案老人未被公安機關行政拘留，確是符合法律規定的。
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猥褻他人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猥褻精神病人、智力殘疾人、不滿十四周歲的人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但該法同時規定，年滿七十周歲以上的老人，不執行行政拘留處罰。
上海七旬男子猥褻求職者，因年滿七十周歲，不執行行政拘留
因此，儘管涉事老人猥褻女性，但確實無法執行行政拘留，只能口頭警告和教育。
有人會問：老人多次猥褻女性，為何不按刑法追責？刑法確實設有強制猥褻、侮辱罪，但出於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判斷猥褻行為時，只有在強製程度和猥褻程度都比較強時，才能構成刑法上的強制猥褻罪。
強制猥褻、侮辱罪強調行為人是否通過暴力、脅迫等手段實施猥褻，以及考慮行為人的主觀惡性、人身危險性、行為持續性和社會危害等。
在該案中，因為涉事老人年事較高，在強製程度、猥褻程度和人身危險性等認定方面可能會存在難度。
而且，該老人經鑒定還有精神障礙。
近幾年，由於精神病人惡性犯罪事件屢屢引起關注，大多數人已經知曉，精神病人犯罪可以不負或部分免於刑事責任。
刑法第18條規定：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行為時造成危害，並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精神病人，不負刑責；必要時可由政府實施強制醫療。
但間歇性精神病在「精神正常時犯罪」仍要追責，「部分喪失能力」的，可從輕或減輕處罰。
刑法第18條對特殊人員刑事責任能力的規定
故此，精神障礙成了對該老人另一無法實質處罰的理由。
緊接著，當地警方在經過專業鑒定后，將老人送醫治療也符合我國精神衛生法的規定。不過，按照受害者親屬的說法，該老人此前已多次猥褻女性，那麼當地警方在此前就該對老人進行精神鑒定並送醫，而非等輿情發酵后再處理。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老人的絕症在法律上並不構成免責理由。無論治安管理處罰法還是刑法，均無「因罹患絕症可以免除或減輕處罰」的規定，頂多是在執行環節出於人道主義關懷予以暫緩或暫停執行。
但這種人道主義關懷如果處理不妥當，就會在公眾眼中形成放縱違法者的不良印象。
公眾的落差如何產生
中國自古有「矜老恤幼」的刑事法律傳統，會對犯罪的老、幼、婦孺和殘疾者施以較輕的刑罰處罰。
到現在，對未成年人、孕哺期婦女、精神病人、重病與高齡者提供差別化處理，是世界各國法律的通行做法，也是社會文明的體現。
而現實中，這種制度設計的「人道豁免」和公眾的觀感存在一定的落差。其中原因在於，對那些被人道關懷者的替代性處罰措施不夠硬和執行不夠實。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在公眾眼裡，不拘留等同於不處罰，寬宥成了縱容。
如治安管理處罰法雖規定七十周歲老人不得行政拘留，然而，在對方明確且多次違法的情況下，可以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啟用罰款、告誡、責令具結悔過、納入不良記錄、通報家屬與社區等配套手段。
或者是，在發生一起猥褻事件后，就及時對老人進行精神鑒定，並送醫治療，便可以避免後續再有人遭到猥褻。
《瘋人院》劇照
但由於這些替代性措施的缺乏或不及時，讓「未拘留」這一合法處置在社會效果上被公眾感知為「沒處理」，從而，法律的人道關懷被理解成對違法者的縱容。
此外，雖然法律對重疾或絕症患者並無豁免或減輕處罰規定，但實際操作中，尤其是在治安處罰中，為了避免這類人被拘留後在拘留場所發生意外，執法人員也傾向於不拘留。公眾自然感到不公與失望。
精神障礙違法者免責更容易引發情緒反彈。近幾年的治安或刑事案件中，不時出現精神病人違法犯罪的情況，而警方在通報中一般會指明違法者或嫌疑人曾有精神疾病史。
這也觸發了特殊的情緒。公眾一看到這類信息，會默認該違法者或犯罪嫌疑人極有可能不會被處罰，如後續強制送醫，還會懷疑是「技術性免責」。
這其中，既有大家把精神病人違法犯罪等同於不受處罰的固有認知，也有精神疾病鑒定程序、結果的公開度不足的因素。
因此，這一系列的落差若不處理好，難免會出現一些負面影響。
如在前述老人猥褻婦女事件中，不及時處罰或介入，會讓當地的女性，尤其獨自守店的女性陷入一種安全恐慌中，並會讓受害者長期處於一種「迴避—恐懼—自責」的心理循環。
此外，當此類事件中，對違法人員的處置形成一種「違法-教育-再犯-再教育」的路徑併產生路徑依賴，那麼，公眾會把法律當成是街市上的勸架機器，而非權威的治理者和裁判者。
更為重要的是，這類事件處理不妥，在輿論發酵下，容易傷及真正需要保護的高齡與重病者，引發對他們的偏見和歧視。
而這又是另一種不公。
人道主義與公共安全，並不矛盾
不過，法律已對此問題做出一些改變。從2026年開始，故意借自己年老、年幼而實施治安違法行為的人，難以再絕對避免拘留——2025年6月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已經對不執行拘留的規定打了補丁：對「14—16周歲」「16—18周歲初次違法」以及「70周歲以上」等本應不執行行政拘留的對象，若情節嚴重、影響惡劣，或一年內二次以上違反治安管理的，可以突破「不執行」的限制，依法執行拘留。
《欺詐之子》劇照
因此在規定上，如果這次的涉事老人是在2026年1月1日後「犯事」，那麼執法者就可以依據他短時間內多次實施猥褻的特徵，執行行政拘留，打破年齡「保護」。
這是法律對近幾年違法犯罪形勢變化的回應。尤其是針對「一老一小」，從以前的「一刀切」寬宥變成現在更加精細的分情況處置。這更符合現實，也更契合公眾對法律的期待。
除此之外，對70歲以上無法拘留的違法人，也應同步作出相應的罰款、具結悔過、公開告誡，並及時通報監護人、子女與社區。
同時，在無法執行治安處罰時，相關人員也可以指導受害者依據民法典第997條、1010條規定，主張人格權禁令與精神損害撫慰金，訴諸民事訴訟途徑，獲得一定精神賠償。
關於精神障礙違法者，應該及時依法啟動強制醫療程序，但也要在各環節做到依法依規審查、評估，避免「以送醫代處罰」或濫用強制送醫。而且，對於送醫評估和鑒定，在不泄露隱私前提下，可以對一些重要程序節點進行書面告知與適度公開，回應社會關切。
精神障礙違法者出院后，也應該有相應的隨訪和觀察機制，並讓家屬做好看管工作，家屬實在無力看管的，應及時求助社會機構，防止出現惡性循環。
《我們與惡的距離》劇照
總而言之，法律對老年人、重病者、精神障礙者的特殊處置，是文明與善意的體現，但善意不能變異為縱容。
真正的「人道主義」，不是把他們推到法律之外，而是提供更合適的法律工具與社會支持：該處罰的處罰，該治療的治療，該幫扶的幫扶。
對受害者，法律也應當給予「看得見的安全」，而非陷入無能為力的不安。如此，社會的「同情」與「敬畏」才能回到正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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