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警后毒販還是橫著走。80歲奶奶趴窗邊2年，架起相機，把毒販警察全端了
（若阿娜和記者古斯芒）
今年的里約電影節，上映了一部很特殊的紀錄片，《Vitória da Paz》。
放映廳距離片中最重要的拍攝現場，不過幾公里。而紀錄片里的大部分畫面，並非出自職業攝影師，而是一位沒有任何拍攝經驗的80歲奶奶。
二十多年後，紀錄片的主創團隊整理了她留下的近100小時錄像。在一批從未公開過的素材中，他們發現了一盤特殊的帶子。畫面里，她對著鏡頭說，自己正在拍一部紀錄片。
她叫若阿娜·澤費里諾·達·帕斯（Joana Zeferino da Paz）。
她拍下的那些錄像，最終成為警方調查的重要證據。一批盤踞當地多年的毒販被捕，多名收受賄賂的警察被追究責任。
而她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離開生活了幾十年的家，從此隱姓埋名的生活。
故事要從一扇窗說起。
若阿娜住在里約熱內盧科帕卡巴納，家裡的窗戶背對海岸，正對著塔巴雅拉斯坡一帶的貧民窟。距離她家不到100米，就是一個毒品交易點。
她從上世紀60年代起便住在那裡。幾十年間，山上的勢力不斷變化，槍聲此起彼伏。幫派之間的衝突，毒販與警方的交火，有時子彈都會擦過她家的牆壁。
她試過各種舉報途徑，憲兵、警察局、匿名舉報熱線，全都沒用。
報道過她的記者古斯芒說，那些警察把若阿娜看做一個愛投訴、愛惹事的老太太，甚至覺得她精神有問題。
若阿娜卻一直認為，自己要求的事情再普通不過。一個人每天生活在槍聲里，如果子彈可能隨時打進自己家，治安惡化到正常生活都很難維持，那政府是否應該承擔責任？
她找到公設辯護人，把里約州政府告上了法庭。訴訟進行期間，一名憲兵上校公開否認了她的說法，說警察一直在維持治安，不認同就得自己拿出證據。
於是，一個80歲的女人決定自己去找證據。某種意義上，這並不是她第一次被迫為自己解決問題。
她出生於巴西東北部阿拉戈斯州鄉村。年輕時做女傭被農場主侵害，很早便懷孕，隨後又被趕走，孩子不到兩歲就去世了。
後來，她獨自來到里約。
她做家政，也學過按摩和理療，一點點攢錢，最後買下了科帕卡巴納的這套公寓。
一生的顛沛中，她早就習慣了這些。所當有人讓她拿出證據時，她真的去買了一台攝像機。
若阿娜分12期買下一台攝像機，又買來一批錄像帶，把書和電話簿摞起來當支架，把攝像機架在窗邊。
鏡頭藏在百葉窗的縫隙后，窗外，是她已經看了幾十年的山坡。
什麼人在那裡交易，毒販什麼時候出現，警方巡邏車經過時人群如何散開，警察與毒販之間如何接觸，她都拍了下來。她甚至記錄到未成年人吸食可卡因的畫面。
但後來真正打動古斯芒的，並不只是影像里的犯罪活動，還有她的聲音。
（若阿娜和記者古斯芒）
畫面里也能聽到若阿娜的聲音，她解釋畫面里的人是誰，剛剛發生了什麼，有時評論，有時抱怨，也會分享一點自己的生活和感悟。
鏡頭一直朝向窗外，記錄的卻不僅僅是山上的毒販，還有窗后若阿娜的聲音。
這個拍攝很危險，她曾經發現山坡上有人拿著望遠鏡朝她的方向觀察，也有人舉槍對著她所在的公寓，她仍然繼續拍。
記者古斯芒說，以她的性格，和跟毒販近乎貼臉的距離，兩年拍攝竟然沒有發生過於血腥的事情，幾乎是個奇迹。
隨著錄像越來越多，若阿娜聯繫公設辯護人、媒體、警方，只要她覺得可能有人願意聽，她就去找。
有電視台告訴她，如果這些東西播出來，她可能會有危險，她也沒有停下。其中七八盤錄像，最終被送到了里約民警的情報部門，但沒有得到什麼重視。直到2004年，記者古斯芒看到了它們。
2004年3月，《號外報》記者法比奧·古斯芒到里約民警情報部門尋找周末選題。
一名警察隨口告訴他，前些時候有個80歲的老太太送來幾盤錄像帶，拍的是科帕卡巴納一帶的毒販，古斯芒在警局裡看了一部分。
（若阿娜攝像機里記錄下的畫面）
最開始他覺得這事兒沒什麼新聞價值，畢竟在里約，貧民窟里有毒販壓根兒算不上新聞。他只是覺得，科帕卡巴納這樣的地方這麼明目張胆的販毒，或許值得寫一篇報道。
兩周后，負責案件的民警同意把錄像帶暫時借給他，但不能在警方調查完成前發布新聞。
裝錄像帶的袋子里，還有若阿娜的一張名片。那天晚上，古斯芒回到家，重新把錄像放進機器。
這一次他打開了聲音，這個夜晚彷彿刻在了他的腦子裡。白天在警局看錄像帶時錯過的信息，都串起來了，他聽到了若阿娜在屏幕外的喃喃自語。
她說著窗外的人，描述著自己的生活。說眼前發生的事情，也回憶自己這幾十年的人生。
古斯芒整晚沒有睡，一邊看，一邊做筆記。這不是一份簡單的毒品交易證據，這是一個被逼急的人，記錄下的真實人生。
後來他這樣概括自己當時的感受：警方一直認為，故事發生在窗外。
但真正的故事，也許一直在窗內。
他按照名片上的地址第一次找到若阿娜，謊稱自己是她的外甥，騙過了門衛。
進屋以後，他走到窗邊，第一次真正理解她拍攝時所處的位置。
販毒點近得幾乎就在眼皮底下，他擔心起來，如果報道發出去了，若阿娜怎麼辦？
（若阿娜攝像機里記錄下的畫面）
古斯芒決定，在若阿娜離開那裡之前，不發表報道，這篇稿子因此遲了一年半。
那段時間，他經常去她家，一起喝咖啡，吃餅乾，若阿娜向他講自己的過去。山上傳來槍聲時，他會打電話提醒她遠離窗邊。
若阿娜不想離開，她在那裡生活了幾十年。房子是她一點點掙出來的，也是她在里約最確定的歸屬。
最終，她不得不答應參加證人保護計劃，但得先把房子賣掉。那個曾經由一位老人獨自守著的窗口，變成警方觀察塔巴雅拉斯坡的行動據點。
2005年8月23日晚，古斯芒開始寫那篇準備了一年半的報道。第二天，行動開始！
（記者古斯芒）
塔巴雅拉斯坡上，警方抓捕了13名毒販，幾乎同一時間，在城市的另一處，7名憲兵因涉嫌接受該販毒團伙的賄賂被捕，另有2名憲兵此前已經落網。
隨後展開了持續兩年的調查，大約30人被判刑，有毒販，也有警察。
若阿娜那些從窗后拍下來的錄像，成為整場調查中最重要的線索之一，報道發表后，她的故事迅速傳遍巴西。
但就在所有人知道她的那一天，她必須從原來的生活中消失。
從那以後，若阿娜·澤費里諾·達·帕斯這個名字消失了，人們叫她Dona Vitória。勝利奶奶。
她離開里約，在不同城市之間輾轉，躲了17年。
對一個已經年過八旬的人來說，這真的算不上勝利。熟悉的家沒了，過往的生活環境沒了，連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也沒有了。
她也崩潰過，甚至主動退出了證人保護計劃。古斯芒得知后，又去找檢察官，希望重新把她納入保護。
她曾經起訴里約州政府的那場官司，也沒有得到她期待的結果。報道刊出后，她在一審中勝訴，但到了二審，三名法官一致推翻了一審判決。
古斯芒記得她對此非常憤怒。更可惜的是，她付出巨大代價后又不得不離開的社區，並沒有從此擺脫毒品和槍聲。
2005年的行動之後，警方並沒有長期駐守。部分毒販很快轉移到附近地區，繼續活動，山坡上的槍聲依然沒停。
古斯芒後來提出過一個假設，如果當年那條街上的上千戶居民，都像若阿娜一樣把攝像機架在窗邊，會發生什麼？
她的勇敢當然值得稱讚。
可惜的是，一個社會如果需要一位奶奶義無反顧的站出來，往往意味著某些本應運行的東西已經失靈了。當一個若阿娜出現時，國家在最基本的職責上，失敗了。
（若阿娜奶奶）
若阿娜晚年住在巴伊亞州薩爾瓦多，她喜歡坐在窗邊看日落。這一次窗外沒有毒販，也不再需要攝像機。
她晚年一直有一個願望，如果有一天自己的故事被拍成電影，希望由巴西最著名的女演員之一費爾南達·蒙特內格羅出演。
奶奶終於實現了一個夢想。以她為原型的電影《勝利》（Vitória）開拍，主演正是蒙特內格羅。
電影拍完的幾個月後，若阿娜奶奶因中風在薩爾瓦多去世，97歲。
（電影中扮演若阿娜奶奶的蒙特內格羅）
直到她去世，她的真實姓名才第一次被公開。下葬時，墓碑上並排刻著兩個名字：Joana Zeferino da Paz。
Dona Vitória。
一個屬於她原本的人生。
另一個屬於她不得不介入的人生。
但故事沒有停在這裏。電影首映時，蒙特內格羅對古斯芒說，這樣一個故事，不應該只由演員呈現，她本人，才應該出現在銀幕上。
於是有了文章開頭那部紀錄片《Vitória da Paz》。這一次，沒有人再扮演若阿娜，銀幕上的主角，就是她自己。
其中一盤影像里，若阿娜坐在鏡頭前，對著攝像機說：我正在拍一部紀錄片。
20多年後，人們終於看見了她當年想讓這個世界看見的一切。
而那個曾經只能躲在百葉窗后說話的人，也終於走到了銀幕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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