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首長的熱力公司
團首長的熱力公司
王立君
二〇〇七年，我們中標了吉林省敦化市一座換熱站的建設工程，負責施工和安裝。也就是在這段業務往來中，我結識了兩位從武警消防部隊轉業的幹部，聽到了一些至今忘不掉的話。
那時，我接觸到的當地供熱企業有振發、龍泰和聚發三家。振發已經運行，龍泰在經營，聚發正在建設。我們原先給龍泰供貨，它的換熱設備都是我們的。後來，聚發收購了龍泰，我們也就和聚發接上了頭。
聚發的老總姓雷，我叫他雷總。他原是武警消防部隊的團政委；副總姓杜，原是參謀長。兩人轉業后，成了熱力公司的正副老總。
在我當時接觸的工程里，消防是個特殊的門檻。從設計審核到竣工驗收，都要過消防部門這一關，連選用哪家的產品，也會受他們影響。對承包工程的人來說，能不能進這個門，往往先得看與把門的人是什麼關係。
守著這道門，有些人便把消防工程當成了自己的自留地。
有一次，杜副總喝多了，講起從前在消防系統里的日子。他說，那時候吃香喝辣，天天有人請客。求他的人，圖的就是讓他在項目上“把手指放寬一點”，別要求得那麼嚴格。
他還向我解釋其中的“道理”：一座建築著火，畢竟是小概率的事，多數房子用上一輩子，也未必著一次火；真燒起來，現場都燒光了，還怎麼說得清與消防設施有多大關係？
說到那些設施，他更直白。他說，很多都是擺設，真到用的時候，未必開得起來。為了省錢，東西做得粗製濫造，要指望它救命，“那是不可能的”。
聽一個曾在消防系統任職的人這樣說，我心裏發涼。他講起別人請客、求他放寬要求，頗有幾分懷念，卻又說有些設施根本救不了命。那些被放過去的毛病，最後要由誰承擔？
我還聽一位後來做起消防工程的朋友講過其中的分成。他說，請客送禮還不算，掙到的錢，要和把門的人對半分，至少對半；產品廠家那邊，另外還有好處費。
照這位朋友的說法，把關的人也從工程里分利。倘若一個人拿著承包方的好處，再由他決定工程能不能過關，這道關還能把得嚴嗎？
說回雷總的熱力公司。
雷總轉業時，已經五十多歲。他辦起了聚發，後來又收購了龍泰。我當時了解到的收購價是七千多萬元。敦化是東北的一個縣級市，這樣一筆收購，在當地是個大項目。
一個轉業幹部，如何籌得這麼大一筆收購資金？如果靠貸款，以什麼條件獲批，拿什麼資產作抵押，由誰提供擔保？如果還有其他出資人，他們是誰，各自出了多少錢？
杜副總談起雷總的家底，曾對我說：“他真有錢。”至於這筆收購資金究竟從哪裡來，我仍有疑問。
我和雷總接觸不算多，有兩件小事記得很清楚。
一件是他兒子去澳大利亞留學。那次趕飛機，還是我送他兒子到機場的。另一件是飯後散步，有個女人陪在雷總身邊。他告訴我，那是他的前妻，兩人已經離婚，如今她又想起他來了。
我問，想起什麼？
他答：“想起啥？想起的還不是我的鈔票嘛。”
杜副總的家底，也多是他自己向我講的。他說，自己名下有一條街的桑拿、招待所和小賓館；女兒也去澳大利亞留過學，回國后在北京工作，後來他在北京給女兒買了一套房子，價錢是八百萬元。
有一次，他和雷總等幾個人來北京做全身體檢，挂號還是我幫著掛的。我和他們的交往，就發生在這些做工程、跑業務的日子里。
多年以後，我又聽說，聚發的生意做大了，當年去澳大利亞留學的兒子回來當了總經理，雷總仍擔任董事長。他在街面上開了一間小賓館，留著自己的房間和接待室，平日喝茶、下棋，處理公司里那些“難以解決的問題”，其中就包括與市政府的關係。杜副總也退休了。
當年杜副總說的那些話，我一直記著。後來每逢看到大火造成傷亡的消息，我都會想起那次酒後談話，想起那句“把手指放寬一點”。
我接觸的只是一小段往事，不能據此斷言整個消防行業都如此，也不能把某一場大火歸因於他們。但一個曾在消防系統任職的人，親口告訴我有人求他放寬要求，又親口說有些設施救不了命，這件事本身就值得追問。
如果設備靠不住，施工有毛病，卻仍能憑關係過關，那麼驗收通過的那一天，隱患就已經留在了樓里。後來真出了事，又怎麼能只用“意外”兩個字交代過去？
消防這道關，守的是人命。把關的人可以把“放寬一點”說得輕巧，真正困在火場里的人，卻沒有第二條命。
作者簡介 王立君，《北京之春》特約記者。曾在大學任教，具有高級工程師職稱。因支持1989年學生民主運動被捕入獄，獄中遭受酷刑。此後信仰基督教，立足親身經歷寫作，揭露教育腐敗、司法不公、權力濫用與宗教迫害，呼籲社會正義、法治與人的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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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北京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