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今天要出大事！數萬學生罷課遊行，法國暴亂恐在澳洲重演？
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沒有達到投票年齡，但世界各地的學生正在改變政治格局。
在法國，針對公立學校資金不足的抗議活動演變成持續數周的暴力騷亂，並引發歐洲各地更大範圍的青年主導示威活動。
在塞爾維亞，學生們騎自行車穿越歐洲大陸，並參加超級馬拉松，以引起外界對一場政治運動的關注。這場運動最終結束了該國政府長達14年的執政。
在巴西，數百萬年輕人通過網路動員，幫助阻止極右翼勢力在一場競爭激烈的選舉中重新掌權。
如今，澳大利亞學生也開始走上街頭表達不滿。研究人員表示，Z世代——目前年齡在14至29歲之間的人群——正在經歷一輪政治行動主義的「復興」。
周四下午，澳大利亞多個城市預計將有學生走出教室，抗議Pauline Hanson領導的One Nation黨及其政策。
對於18歲的維州學生Odessa Bishop-McMurray來說，此次行動是為了反對她所認為的澳大利亞極右翼政治「正常化」趨勢。
她表示：「Pauline Hanson正在威脅移民、女性和跨性別者的權利……高中生有責任主動承擔起這項任務。」
「我們希望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治在社會中徹底失去合法性。」
Odessa是組織此次罷課行動的團體之一High School Anti-Capitalists的成員。
她表示，住房負擔能力不足、就業不穩定、氣候變化【相關閱讀: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24)：環保主義(下)】、生活成本以及加沙衝突，也是推動學生參与動員的議題。
「作為一名年輕人，我們很容易就能看出，我們所面對的未來極其嚴峻。
「與此同時，政客們卻將化石燃料公司和利潤置於地球宜居性之上。」
此次11月的行動，是繼8月類似學生罷課活動之後的又一次抗議。Odessa估計，當時全澳各地約有15,000人參與。
組織者希望借鑒海外學生運動的勢頭。法國和塞爾維亞抗議活動的視頻正在社交媒體平台上廣泛傳播。
他們預計，今天的行動參与人數將超過8月，但最終規模仍有待觀察。
16歲的David Ye也是參与組織罷課行動的學生之一。他表示，海外學生主導的運動為他們提供了靈感。
他說：「每次法國抗議活動出現在新聞中，都會給我們團體帶來希望的衝擊，讓我們相信自己能夠壯大，也能夠取得勝利。」
David表示，學生們也正在將改善學習條件的訴求，與種族主義、性別歧視等更廣泛的不平等問題聯繫起來。
他說：「學生們能夠認識到所有這些問題之間的相互聯繫，並主動參与相關鬥爭，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年輕人完全有能力進行批判性思考、參与政治併為自己的未來而奮鬥，因為歸根結底，那就是我們的未來。」
One Nation黨辦公室已被聯繫，要求對此事發表評論。
一場「全球政治覺醒」
在政治制度截然不同的國家，年輕抗議者表達的不滿卻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在巴黎，學生抗議者Hippolyte Barbry認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正在對現有政治格局感到失望。
他說：「我們確實看到了類似的問題，尤其是在捍衛民主和人民主權方面，面對的可能是威權主義，也可能是一個封閉的統治精英階層。」
「人們對現行制度的不滿情緒正在不斷增長……有時我甚至會想，這種情況是否會蔓延到更多國家。」
與哈佛大學有關聯的研究人員Erica Chenoweth和Matthew Cebul，也注意到了全球青年主導運動中類似的趨勢。
他們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Z世代可能正在經歷一場全球性的政治覺醒。」
他們認為，經濟不穩定、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以及年輕一代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是近期Z世代主導抗議浪潮背後的共同因素。
但他們指出，腐敗和貪婪往往才是更深層的不滿來源。
他們寫道：「年輕人對政治精英感到憤怒，因為這些人毫不掩飾地享受奢華特權帶來的好處，而他們的國家卻在承受苦難。」
青年主導政治行動的規模，也反映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數據中。該機構記錄顯示，2024年發生了17場由年輕人領導的重大反政府抗議活動，2025年則有12場。
在澳大利亞，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of Family Studies）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接受調查的年輕人中，41%的人曾在過去五年表達過對政府行為的看法。在這一群體中，31%的人表示自己曾參加抗議或示威活動。
然而，只有11%的澳大利亞年輕人認為，自己能夠對政府決策產生有意義的影響。
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青年與教育社會學家Eve Mayes表示，目前的這輪「復興」建立在更長期的青年行動主義歷史之上，其中包括2018年和2019年席捲全球的學生氣候罷課運動。
但她指出，近期青年行動主義的一個特點，是年輕人正在將過去可能被視為彼此獨立的不同鬥爭聯繫起來。
她說：「他們通過集體行動和線上表達自己，並利用數字影響力網路將不同議題聯繫起來。」
Hippolyte在了解到澳大利亞計劃舉行的罷課行動后表示，他看到了澳大利亞與法國運動之間的相似之處。
他說：「顯然，澳大利亞年輕人堅決拒絕讓一個推動歧視政策的政黨掌權。」
「僅憑這一點，就值得向他們表示祝賀。」
年輕人對大型科技公司的「懷疑」正在增加
Mayes博士表示，社交媒體能夠形成早期研究人員所描述的「地下憤怒與希望網路」，讓擁有共同關切的人們找到彼此，並建立聯繫。
但她表示，年輕的活動人士也越來越意識到，科技公司有能力影響他們看到的信息，以及他們理解世界的方式。
她說：「人們對大型科技公司所扮演的角色，開始表現出更多懷疑和批判性關注。」
一些組織活動甚至可能正在遠離數字平台，轉向「技術含量更低的組織方式」，包括街頭抗議。
但這並不意味著年輕人擁有統一的政治觀點。
Mayes博士提醒，不應將Z世代視為一個同質化群體，並指出，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網路環境正在影響年輕人的觀點。
她說：「有些年輕人可能正在接觸那些通過演算法將他們引向族裔民族主義政治解釋的內容。」
她表示，一些年輕人將不平等和不安全感視為挑戰現有權力結構的理由，而另一些人則可能受到某些觀點吸引，將問題歸咎於移民或其他邊緣化群體。
David表示，他在自己的同齡人中也看到了這種分化。
他說：「即使在學生群體內部，情況也相當不均衡。」
「例如，男性圈層（manosphere）的興起，其中很大一部分內容受到極右翼政治影響，已經明顯滲透到許多同齡人的思想中。」
對於David來說，這種影響令人擔憂，但也進一步堅定了他認為年輕人需要組織起來、挑戰這些觀念的信念。
對於Hippolyte而言，爭取集體權利的過程本身就具有重要意義。
他說：「通過這場運動，年輕人正在學習如何組織自己，而這至關重要。」
而對於Odessa來說，最終目標則更加宏大。
她說：「我們想要一個新世界。我們希望未來對我們來說能夠變得更好，而我們將親手實現這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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