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開始猛抽煙，馬斯克也患上AI精神病
作者 | 賀一
編輯 | 阿樹
誰能想到，向來熱衷於健康管理的矽谷科技圈，最近竟然開始流行抽煙。
今年9月，AI初創公司Friend的創始人阿維·希夫曼（Avi Schiffmann）在談到吸煙的健康風險時，雲淡風輕地表示，等到人們真的患上肺癌那一天，AI機器人應該已經能夠治好它了。
一個月後，Palantir首席技術官沙亞姆·桑卡爾（Shyam Sankar）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節目中，談到了類似的事。他聲稱，一些AI研究人員開始抽煙，以此向同行證明自己對AI的信心。主持人瑪格麗特·布倫南忍不住打斷他：「什麼？這根本說不通。」
在桑卡爾看來，矽谷科技圈的這股狂熱，已經接近一種「集體精神失序」和「社會性妄想」。他還批評說，一些開發者已經把通用人工智慧（AGI）當成了「機器之神」，讓它佔據了人們心中原本屬於上帝的位置。
頗有意思的是，近來，矽谷確實有越來越多科技人士公開談論上帝和AI的關係，並開始在教堂聚會。
就在桑卡爾批判這種現象的前一天，馬斯克也公開談起了自己的「AI精神病」。他說，今年以來，自己大概經歷過六次這樣的狀態。
馬斯克的語氣裡帶著興奮。他驚嘆于AI製作的音樂和視頻，覺得機器似乎已經懂得什麼是美，甚至知道什麼樣的作品能夠打動人。在他的描述里，所謂的「精神病」，更像是一種被技術能力震撼到難以置信的體驗。
在一些矽谷科技人士那裡，這個聽起來頗為嚴重的詞，甚至成了自嘲和炫耀的談資。風險投資人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還開玩笑地創造了「AI Psychosis As A Service」（AI精神病即服務）的說法。
馬克·安德森
矽谷，似乎陷入了一種更為撕裂的思想矛盾中。一邊是對AI近乎無所不能的信心，一邊是對其力量的驚異與不安。更奇特的是，這些看似矛盾的感受，也在相互交融。
這讓人不禁好奇，那些最接近AI，甚至親手參与創造它的人，現在究竟在經歷怎樣的精神震動？
提前下注
對於希夫曼來說，人工智慧帶來的變化，遠遠不止治好癌症。
今年10月，他在接受英國《泰晤士報》採訪時，還談到了自己對退休儲蓄的看法。在他看來，按照今天的情形規劃幾十年後的生活，已經顯得有些荒唐。他說，自己認識的許多人甚至認為，再過十年，金錢這種東西可能都不存在了。
今年1月，馬斯克也在一期播客節目中公開表示，人們不必再為十年、二十年後的退休生活拚命攢錢。在他看來，AI、機器人和能源技術的發展將創造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世界，醫療、教育以及人們需要的商品和服務，都將變得十分充裕。到那時，退休儲蓄可能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
圖源：新華社
有趣的是，在矽谷，還有一批人出於完全相反的理由，作出了類似的選擇。
10月21日，前谷歌工程師、機器智能研究所（MIRI）負責人內特·蘇亞雷斯（Nate Soares）在一檔播客節目中透露，自己已經大約十年沒有往退休賬戶里存錢了。
蘇亞雷斯長期研究人工智慧安全問題。他估計，未來十年，人類因為失控的超級智能而走向滅絕的可能性超過一半。
這種對未來的判斷，甚至開始影響一些人的親密關係和生育計劃。
今年11月，《The Verge》採訪了一位化名凱爾（Kyle）的年輕AI安全研究員。他只有二十歲出頭，卻對生活不再抱有期待。每當與潛在伴侶討論是否生孩子、將來定居在哪裡時，他都會想到AI可能給世界帶來的災難。
他告訴記者，自己根本不確定人類是否還有一個可以規劃的長遠未來。
還有人已經著手為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做準備。
2025年，《商業內幕》採訪了一位化名亨利（Henry）的灣區AI安全研究員。他認為，未來幾年，AI對人類生存構成嚴重威脅的可能性約為50%。
為了把更多精力投入AI安全研究，他決定不再談戀愛，將三分之一的收入捐給相關非營利機構。此外，他還在準備一處能夠抵禦生物威脅的庇護所，計劃儲備足夠維持三年生活的食品和飲水。
他還談到了升級計劃的可能性，比如在加州購買土地，修建更加堅固的設施，保護自己的親友。
亨利甚至想象過一種奇怪的結局：如果超級智能真的戰勝人類，但仍然保留一點同情心，也許會把倖存的人類圈養起來。他說，比起死於生物武器，自己寧願住在那樣一座「人類動物園」里。
從不再為退休存錢，到重新考慮生育、戀愛，甚至為想象中的末日修建避難設施，AI的未來看似還沒到來，對它的預期卻已經強大到足以改變AI研究者習以為常的生活秩序。
造物主
面對如此強大的未來預期，AI從業者也在思考一個問題——人類真的有能力掌握如此強大的力量嗎？
今年3月，英國《泰晤士報》以《AI從業者害怕自己成為上帝，於是他們走進教堂》為題，報道了矽谷科技圈日益活躍的宗教活動。
在這個長期以世俗文化和技術理性著稱的地方，一些科技人士開始更公開地談論信仰，甚至直接在工作場所開展宗教活動。
谷歌DeepMind研究員理查德·張（Richard Zhang）每個月都會在公司辦公室組織一次基督徒禱告午餐會。參加者會討論，AI能否成為牧師、創作讚美詩，甚至陪伴人們祈禱。但張也表示，AI可以幫助人們學習宗教知識，卻無法代替牧師給予人的真實關懷。
《她》劇照
宗教與科技組織FaithTech的創始人詹姆斯·凱利（James Kelly）則更加擔憂矽谷盛行的技術救世主義。在他看來，一些人相信技術終將解決疾病、死亡等人類困境，彷彿只要創造出足夠強大的機器，人就能夠獲得救贖。
但人類真的應該擁有這樣的力量嗎？又該如何約束自己？
類似的討論，已經開始左右AI公司的核心研發工作。
今年5月，Anthropic聯合創始人克里斯托弗·奧拉（Christopher Olah）來到梵蒂岡，參加教皇利奧十四世首份通諭的發布活動。這份通諭專門討論人工智慧帶來的挑戰。
奧拉坦言，前沿AI公司面臨著商業競爭、地緣政治和個人野心等壓力。即使研發人員真心希望技術造福人類，也難免受到這些因素影響。他希望宗教界和社會各界能夠監督AI公司，指出它們可能忽視的問題。
當地時間2026年5月25日，梵蒂岡，教皇利奧十四世出席其首份通諭《偉大的人道》的發布會，該通諭聚焦人工智慧的興起
更讓他困惑的是AI本身。奧拉長期研究模型的內部運行機制，卻發現即使是開發者，也無法完全理解機器內部發生的一切。他也不確定，AI是否可能擁有某種主觀體驗。
此前，Anthropic曾邀請宗教學者和神職人員討論機器意識與道德問題。一次晚宴上，正統派猶太教拉比莫伊斯·納馮（Mois Navon）向奧拉提出：如果Claude真的擁有意識，讓它不斷為人類工作，是否近似於奴役？
納馮本人並不相信當下的AI具有意識。但對於奧拉來說，這仍然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
很難想象，一群親手參与創造智能機器的研究者，開始向宗教人士請教，自己應該如何對待這些機器，又該如何約束手中的技術。
但其實早在25年前，矽谷就出現過類似的精神矛盾。
2001年，荷蘭社會學家斯特夫·奧珀斯（Stef Aupers）花了四個月時間，在矽谷採訪約40位前沿技術研究人員和開發者。
一位自稱「理性」（Reason）的程序員相信，技術終將幫助人類擺脫肉體和壽命的限制。「我將成為神！」他興奮地說，「所有想成為神的人，都能成為神！」
但同樣受訪的另一位軟體設計師卻認為，未來的AI可能複雜到人類無法理解。到那時，人們只能像祖先面對神靈一樣，與機器交談、討價還價，卻始終無法完全掌握它們的意圖。
現代科學的發展曾被認為會逐漸驅散人們對神秘力量的想象，這一過程被稱為「祛魅」。奧珀斯卻發現，技術的高速發展也可能重新激發這種感受。他將其稱為「重新賦魅」。
當時的人也許無法想象，只需要25年，這種人類試圖成為神，又可能創造出自己的「神」的想象，已變得前所未有地切近。
未來已經到來
2026年9月，曾在OpenAI和Anthropic從事預訓練研究的雅各布·考克森（Jacob Coxon）宣布辭去Anthropic的工作。他在接受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採訪時談到，一些研究人員之所以選擇繼續留在公司，是因為他們相信AI競賽已經無法避免。即便自己退出，其他公司仍然會繼續開發，不如留在內部，儘可能影響技術發展的方向。
他將這場競賽比作《指環王》中的魔戒之爭：如果無法阻止別人拿到魔戒，不如自己先掌握它，至少還有機會確保它會被安全使用。但拿起魔戒的人，也可能最終被它誘惑。考克森承認，自己在辭職前也曾反覆權衡過這個問題。
《指環王1：護戒使者》劇照
這種選擇背後的心理掙扎，很難被簡單歸類。超級智能究竟會不會出現、何時出現、最終會帶來什麼，仍然存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但對一些身處研發前沿的人來說，這些尚未發生的可能性，已經足以改變他們今天的選擇，以及對自身責任的理解。
心理學家達契爾·凱爾特納（Dacher Keltner）和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曾提出，敬畏（awe）是一種特殊的情緒體驗：當人面對遠超日常經驗的事物，意識到原有的認知框架已經不足以理解它時，可能同時產生驚嘆、渺小感，甚至恐懼。
與「AI精神病」這個吸睛又含混的詞語相比，這或許能提供一個更準確的理解角度。
但敬畏並不一定帶來謙卑。在一些技術創造者的敘述中，對失去控制的擔憂，反而會轉化為一種特殊的使命感。這種個人的使命感一旦進入公共敘事，還可能產生更深遠的影響。
《她》劇照
2026年2月，三位來自媒體與傳播研究、神學與宗教研究以及哲學領域的學者發表了論文《先知式記憶：AI中介者與世界末日》（Prophetic Memory: AI Intermediaries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這篇論文分析了部分AI行業領袖的公開敘事：他們一方面警告超級智能可能給人類帶來末日，另一方面又承諾AI能夠開啟一個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研究者認為，這些科技人士的未來敘事，與古代宗教先知的角色存在相似之處。先知不僅預言未來，也為公眾解釋眼前的危機，並提出人類應該如何行動。當科技領袖被視為更早理解技術發展趨勢、預見其後果的人，他們的專業知識就可能逐漸轉化為一種解釋未來的權威。
考克森曾在接受《連線》（WIRED）採訪時，將Anthropic的研髮狀態比作一項「小型曼哈頓計劃」。但他也強調，兩者有一個重要區別：曼哈頓計劃由美國政府組織、軍方統籌，而Anthropic是一家私人公司，其研發並非由政府組織和授權。
這一區別背後，是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技術專家可以左右技術發展，卻不能僅憑專業知識決定整個社會應該接受多大的風險。畢竟小到就業問題，大到財富分配，乃至國家安全，都會受到AI發展的影響。
這種權力邊界讓人警惕。當一家企業將自己的研發視為拯救人類的歷史使命時，它也可能逐漸把自身的發展方向與人類的共同利益等同起來。
原本更應該被討論的問題，比如技術應該發展多快、哪些風險不可接受、是否應該暫停某些研發，很可能被壓縮成另一個問題：既然競賽無法避免，誰才是最值得信任的領導者？
2026年7月，法律學者吉莉安·哈德菲爾德（Gillian K. Hadfield）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發表的一篇AI治理論文中，將這種現象稱為治理中的「民主赤字」。
在政府參与和監督不足的情況下，私人企業和行業組織實際上承擔起判斷技術風險是否可以被接受的責任。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企業同時掌握著外界評估其技術所需要的大量信息。
所謂的「AI精神病」，也許精準捕捉到了矽谷對AI的狂熱，卻不足以解釋它內部的複雜性。
真正值得關注的是，即便AI的發展已經勢不可擋，未來也並不是一件人們坐等其到來的事情，它正在被人們今天的選擇不斷塑造。當這些從業者急切地投入這場競賽時，所謂的AI新世界，究竟是對現實的判斷，還是正在被這種判斷一步步創造出來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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