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在重回1929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來源: 黑噪音 2026-10-16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前幾年我在歐洲大學校園常看到大學生組織的列寧主義的演講。
再疊加一條新聞就會更容易理解這一切的發生：足球俱樂部馬德里競技的主教練西蒙尼，在馬德里擁有180多套房子。
我在巴塞羅那居住的時候，那位房東西班牙女士據我所知就至少擁有4套房產，而她在當地只算是個普通中產。
歐洲的年輕人最近幾年是越來越絕望的，工作很難找，但房租和生活成本節節攀高。尤其是俄烏戰爭以後，歐洲人的生活成本幾乎翻番，對於脆弱的普通收入群體來說，以前一個人上班可以養活一家三口，還能住在主城區，但現在完全不行了。
這兩天巴塞羅那又爆發租房大遊行，規模巨大，也是在抗議不斷上漲的房租、希望保障租客權利。這個遊行和前幾天馬德里的一個大規模遊行有內在關聯——那個遊行是因為馬德里一位87歲老太被擔架抬出住了70年的出租屋而起。
10月3日全國50城示威，馬德里官方稱7萬人、組織者稱50萬人。議會已否決政府兩項住房法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宣布11月29日提前大選。抗議者要求限租、停止驅逐，並且增加更多保護租客的法律和制度。
抗議者最終勝利了，老奶奶又回到了出租屋。但問題根源不可能得到解決。
西班牙所發生的一切，只是個縮影。
事實上，左翼力量在歐洲一直都是極其強大的力量。
很多人可能不了解，當年希特勒如果沒有上台的話，當時的德國極大概率會變成一個共產主義國家。
因為，希特勒當時最大的死敵就是布爾什維克。也正是因為他扳倒了布爾什維克，才掌控了最大的民意基礎。
在1920年代中期到1930年代，共產主義的力量始終在歐洲各個地方徘徊。現在的情況和那時候像極了——如果你回到1930年的德國，會發現到處是生活陷入極度困境的工人。惡性通脹和就業機會的減少、工資的降低，讓至少一半德國人生活困苦。
當時希特勒只說了一句話：這些痛苦都是英法之類的西方國家造成的。靠這一句話他就從啤酒館崛起，一步步拿到了最高權力。
當時的德國，民粹與共產主義交織，最終勝出的是希特勒的民粹。
但其實底層訴求是一致的，都是希望能夠重新分配財富，讓高度集中的財富平均分到民眾手裡。
最近幾年歐洲人的左翼思維越來越強。城市裡到處都是諷刺的漫畫，關於大資本的貪婪無度與消費主義的陷阱。比如關於房貸，大部分人都認為這完全是資本主義的陰謀。
反資本主義的風潮在歐洲和美國甚囂塵上已經有十年左右了。美國年輕人最近幾年只看一種題材的小說和電影，就是反烏托邦題材。
在歐洲，《1984》賣得越來越火。但他們對於1984當中的老大哥定義更接近於大資本、民選政府（即便民選的他們也認為依然腐敗和墮落）。他們忘了，這本書是奧威爾當時參加西班牙巴塞羅那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民兵組織之後，發現其中很多弊端而寫出來的。
當年的諷刺是現在的武器，只要訴求一致，什麼都可以拿來當槍。歐洲似乎又開始回到了1930年代的思想意識混亂，人們的內心底色都是“要均富”。
這種爭議在經濟學上已經持續了一個世紀，哈耶克與凱恩斯之爭也恰恰誕生在那個年代。哈耶克對於“均富”的警惕與擔憂遠大於其他問題，凱恩斯雖然不是主張均富，但他主張靠國家投資的力量驅動需求的想法，卻在近幾十年主導了一些國家的發展思路。
世界有跡象正在重回1929。儘管歐洲的年輕人現在遠遠談不上像1920年代到30年代那樣徹底貧窮和絕望，但他們的憂慮和那時候是一致的。
我們的技術發展已經讓飢餓與真正的貧困消失了，但人們在這個時代想要的更多，想要公平的心態也不會消失。
西蒙尼這樣的名人手握近兩百套房產，以及巴塞羅那的普通中產房東都能坐擁幾套房子，我想這就是財富過度集中的一個時代信號。
這樣的事情並不只是發生在歐美，而是在全世界。
今年我在國內看了很多房子，發現擁有三套以上房子的房東還是非常非常多。我們總說房價下行帶來了多少資產縮水，但那些持有很多套房子的人，財富依然集中在他們手中。
我現在所在的小區算當地還不錯的適合居住的樓盤，也有學區，入住率理應比較高。但晚上放眼望去，大部分樓棟入住率不到30%。
日本、韓國……類似的問題都很嚴重。
人類社會一直沒有解決的重大命題在於：財富不斷集中是一個周期循環的現象，但始終缺乏和平、科學的財富再分配機制。
歐美那麼高的遺產稅，依然無法阻擋財富的集中。
過去只要財富再分配，就靠戰爭、死人。但現在這條路線不可能了，也不應該。
房子成了財富集中最尖銳的表現領域。
房子從居住品變成金融品，從生活必需品變成財富儲存工具，這個過程在低利率和量化寬鬆的年代被加速到極致。
俄烏戰爭帶來的能源危機和通脹只是戳破了最後一層窗戶紙——原來所謂的中產生活，根本不是靠工資可以撐起來的，而是靠資產增值和“不工作收入”。
沒有資產的人，在這個體系裡註定會被甩出軌道。
那些歐洲抗議資本主義的年輕人，他們抗議的只是自己不擁有資本。
歐洲左翼的復興是現在這種經濟結構下的必然。當年輕人發現“勤勞致富”的神話已經破產，一個人全職工作卻還是付不起房租和孩子的養育費時，他們不會去讀哈耶克，只會去街頭舉旗。
1929年的教訓在於：經濟危機往往不只是經濟危機，它首先是信任危機——人們對現有制度的信任、對代際流動的信任、對“明天會更好”這個最基本承諾的信任。
一旦這種信任崩塌，極端主義就有了生長的土壤。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他許諾的宏大意識形態藍圖只是表象，根源是因為他精準地捕捉到了德國普通人的屈辱感和絕望感。
今天歐洲街頭的抗議者還遠遠沒有走到那一步，但那種“被系統拋棄”的感受，正在以驚人的速度蔓延。
拋棄他們的，是一個看不見卻無處不在的系統——這個系統讓房租年年漲、工資原地踏步、房價高不可攀、賺錢越來越難，然後反過來告訴他們“你不夠努力”。
當財富集中到一定程度，資產價格與實體經濟徹底脫鉤，而一代人集體感到上升通道被關閉時，無論選擇哪條路，社會都已經站在了臨界點上。
1929年之所以成為歷史的分水嶺，大蕭條只是表象，根本來說是因為它暴露了現代經濟結構最無解的死循環——它無法自我糾正極端的財富不平等。
技術可以消滅飢餓，但消滅不了人對公平的渴望；經濟增長可以掩蓋矛盾，但掩蓋不了代際之間的剝奪感。
世界或許不會原模原樣地重演1929，但那種山雨欲來的氣息，已經潛藏在每一個付不起房租、找不到工作的年輕人的賬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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