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收緊學簽，多數留學生不能再帶家屬！護理行業恐遭重創
工黨政府收緊移民政策后，多數留學生申請學生簽證時不能再攜帶家屬。這項變化將降低了澳洲對部分留學生的吸引力，也會令護理行業更難填補未來逾15萬個職位空缺。
2024年初，Sonam*從尼泊爾來到墨爾本讀護理。三個月後，她的丈夫Bishal也來到澳洲陪伴她。
Sonam上課期間還要完成護理實踐碩士課程規定的1000小時無薪醫院實習。Bishal找到了一份老年護理工作，靠這份收入支付兩人的房租和伙食；Sonam的積蓄和從尼泊爾借來的貸款則用來交學費。沒有這份工作，兩人在經濟上很難撐下去。
Sonam說：「多虧他，我才能專心當一名學生。他來這裏不是為了玩樂賺錢，而是為了讓我完成學位和實習，不必擔心下一頓飯的錢從哪裡來。」Bishal也在維州長期人手不足的老年護理行業工作。
現年29歲的Sonam不願公開身份，如今在墨爾本西部郊區一所公立醫院擔任畢業護士。面對「如果按照澳洲剛剛大幅調整的簽證規定，是否還會選擇同一條路」的問題，她回答得毫不含糊：「我不會來澳洲。」
從10月2日起，大多數申請學生簽證的國際學生，除非符合豁免條件，否則不能再把家屬列為受養人。學生簽證獲批后，也不能再添加伴侶或子女，而且不論所讀課程為何都一樣。
內政部長Tony Burke在9月17日宣布這項變化。這是澳洲移民制度全面改革的一部分，目標是「終結鑽政策空子的行為，並引進澳洲所需的技能」。
豁免對象包括博士生。Burke告訴ABC，這類學生「按邏輯說年齡會更大」。來自太平洋地區和東盟國家的學生、獲得特定外國政府獎學金的學生，以及由外交貿易部或國防部擔保的學生，也在豁免範圍內。
內政部發言人表示，豁免只適用於「有限群體」，因為他們對澳洲戰略利益有所貢獻，包括維持雙邊夥伴關係以及推動研究和創新能力。
這項政策對南亞學生的衝擊尤其明顯。許多人正在修讀護理、社會工作或教學等專業的授課型碩士課程。
澳洲經濟發展委員會（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估計，十年內老年護理行業可能短缺逾11萬名直接護理工作人員。聯邦衛生部則預計，到2035年，護士短缺量將相當於約7萬名全職護士。
維多利亞大學Mitchell Institute教育政策研究員Melinda Hildebrandt博士說，政策並沒有明文按國籍或地區區別對待學生；只有仔細查看細則，才會發現這種實際效果。
疫情前，中國是澳洲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地。此後，印度和尼泊爾學生所佔比例不斷增加。內政部數據顯示，去年6月，來自印度、尼泊爾、孟加拉國、斯里蘭卡、不丹和巴基斯坦的學生簽證持有人，合計占澳洲學生簽證持有人（包括家屬）的41.1%。其中，印度籍持有人有107,038人，中國籍持有人則有102,990人。
Hildebrandt認為，這些變化顯示教育政策與「移民政策目標」發生衝突，而國際學生被捲入了壓低凈海外移民數量的行動。
她說：「如果國際學生占來澳洲的臨時移民很大一部分，那麼想要降低總數時，他們就很容易成為被指責的對象。」
澳洲研究生協會理事會（Council of Australian Postgraduate Associations，CAPA）估計，2025/26年度向大學生家屬簽發的28,831個簽證中，約23,000個與授課型研究生課程學生有關。
CAPA全國主席Jesse Gardner-Russell說，政府主要擔心職業教育領域，因為修讀短期課程的學生更常攜帶家屬。
但他說，授課型課程學生也「被夾在交火之中」。
專家質疑政府對於學生年齡及家庭情況的判斷。
迪肯大學教育專家Ly Tran教授說：「學位類型本身，並不能說明學生的年齡、家庭責任或個人打算。」
她又說：「對於那些依靠吸引和培養海外技能畢業生的行業，政策可能帶來什麼後果，值得認真考慮。」
CAPA數據顯示，2024年國際授課型研究生課程學生中，約51%年齡達到25歲或以上；研究型研究生課程學生中，59%年齡達到30歲或以上。
Hildebrandt說，政策設計和執行的一個盲點，是把本科生通常視為年輕人，卻把研究型研究生視為可能已經成家的人。
對南亞授課型碩士學生而言，新規定下最可能適用的豁免，是持有政府獎學金或政府擔保者。Hildebrandt預計，這類學位的學生很少能獲得這種資助。
其他試圖控制學生簽證相關移民數量的國家，則是按課程類型劃線，而不是採用一套實際上會按國籍篩選學生的規則。
英國從2024年1月起禁止大多數非研究型研究生課程學生攜帶家屬，但研究型學生仍符合條件。加拿大目前仍允許就讀至少16個月碩士課程的學生配偶申請開放式工作許可。
Gardner-Russell說，許多國際學生正在攻讀醫療和社會工作等「極具價值領域」的學位。有些人會通過永久移民途徑留在澳洲，另一些人則把所學技能帶回自己的國家。
他說：「我們真正失去的，是國際教育最重要的價值——把我們的理念和制度傳播給鄰國。」
Sonam讀第二年時，匯率下跌讓她在尼泊爾的家人為支付學費還差將近2000澳元。Bishal於是接下額外班次，補上這筆差額。
Sonam說：「如果那個月只有我一個人，我就只能延期，甚至退學。」
她回憶學生實習時說：「你要在醫院上完整班次，早上7點到下午3點半，有時還要上晚班，卻一分錢也沒有。一分錢都拿不到。」
碩士生的伴侶如果持有受養人簽證，可以不受工時限制地工作。學生在授課期間通常每兩周最多工作48小時。
27歲的印度學生Priya*就讀於墨爾本大學。她也在修讀為期兩年的社會工作碩士，並須完成1000小時無薪實習。
符合條件的本地社會工作學生，在必修實習期間每周可領取338.60澳元的聯邦實習津貼（Commonwealth Prac Payment），國際學生則不能領取。
Gardner-Russell說：「如果要完成1000小時實習，你根本沒有時間工作。國際學生更是如此，而且情況加倍嚴重。」
Priya原本以為，住在美國的伴侶會在她完成學位後到澳洲與她團聚。
她的計劃建立在臨時畢業生簽證之上。符合條件的國際學生完成學業后，可以憑這種簽證繼續留在澳洲。政府已宣布，畢業生簽證申請也將受到類似限制，不能包括家屬，但有關變化尚未實施。
她說，9月的宣布令她措手不及：「這就像走到了盡頭。我不知道下一步該怎麼辦。」
墨爾本大學研究生協會（University of Melbourne Graduate Student Association，GSA）在主席Amila Premakumara提供的一份聲明中說，一些碩士生正在暫停或延後學業；另一些人則考慮改讀較短的課程，或轉往其他國家的大學。
迪肯大學的Ly Tran說，限制學生攜帶家屬，可能會讓澳洲「對許多有意來澳的學生不再那麼有吸引力，尤其是那些已有伴侶、同時還有其他海外留學選擇的人」。
她說，對這些學生而言，選擇留學地點「並不只是看課程質量」，還要考慮「能否在維持家庭生活的同時完成學業」。
她指出，醫療和教育都是澳洲勞動力需求顯著的領域，國際畢業生一直為這兩個行業作出重要貢獻。
她說：「對於那些依靠吸引和培養海外技能畢業生的行業，政策可能帶來什麼後果，值得認真考慮。」
CAPA呼籲把授課型碩士學生列入豁免範圍，認為較長的研究生學歷課程不應與短期課程一概而論。
內政部沒有解釋為何授課型碩士學生不獲豁免。
Priya和伴侶仍在計劃未來留在澳洲，但他們不知道畢業生簽證限制會帶來什麼影響。眼下，Priya一邊完成學位，一邊為下一階段生活存錢。
她說：「這項限制隨時可能實施，所以時間不站在我這邊。這就是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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